一直都不知道，我們這一代人其實很幸運，直到我讀完韋君宜的《思痛錄》。正是踏在我們的前輩血淚鑄成的曆史教訓上，我和我的同輩們身處在了一個相對開放與公平的時代。
並沒有更多的機會全麵、真實地了解共產黨的先驅們走過的曆程，尤其是其中的知識分子們。韋君宜在生命進入倒計時的日子裏，以半癱瘓的身軀，在病榻上頑強地完成了這本書，講述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革命經曆和遭遇，做了她生命中最後一件也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在此之前，最讓我匪夷所思的是“五七”幹校中的深挖“五一六”分子運動。怎麼會這樣，我無數次地問自己。審訊者手段百出，受審者把子烏虛有的事情可描述得繪聲繪色，而且悔得淚水橫流，能讓台下的人恨得咬牙切齒。無論怎樣不可思議，這個現象卻是真實地存在於我們一個並不太遙遠的曆史中。
確切地說，韋君宜和她的《思痛錄》都沒有給予我“怎麼會這樣”的答案，但是，這本書開啟了我們思索的閥門。
從延安的“搶救”運動開始，我們就種下了一粒扭曲的種子。一群群對國民黨政權失望的進步青年，抱著單純的救國信念曆經艱難險阻奔赴延安，結果或者因為曾在國統區生活過，或者因為曾經從國民黨的牢獄中出來，或者因為父親是資本家等等原因，就被列入“搶救”的範圍。殘酷的隔離審查，逼得不少人違心承認自己就是“特務”，並編造出子虛烏有的“壞事”，為的是重新獲得自由。
其後是鎮壓反革命運動、反“胡風”案、反右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爆發。一個個假想都在一股股高壓下變成了“事實”，根本沒有存在過的“胡風”集團讓全國人民堅信不疑，一個個所謂的“右派”被親生子女視為仇敵，一個個“黑幫”被鄰居視為異類。一個時代就這樣扭曲著。但是，每個人都熱情高漲，連那些手段百出的整人者都沒有意識到，他正在做著傷天害理的事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五七”幹校發生的一切就顯得那麼順理成章。比如韋君宜，為了爭取早日摘掉“黑幫”的帽子，幹起活來簡直豁出命去。太重的磚她根本挑不動，竟然用胸脯頂著上。這且不說，她還要遭到是非不明的孩子們的捉弄。有一回，幹校蓋房子抹牆，三麵高處都有人抹牆，她站在中間的踏板上向三麵供泥，下麵送泥的家屬孩子知道韋君宜是“黑幫”，就故意整她，這麵一鏟還沒送上去，那麵又遞過來了，忙得她幾乎要從踏板上掉下來，狼狽不堪，孩子們卻從這種虐待式的惡作劇中尋到無盡的快感，大笑不止。
韋君宜到幹校的時候已是五十出頭，個子瘦小，還戴著一副深度眼鏡，活脫脫一個“小老太”，想想她遭遇的一切，著實讓人心疼。
而她的同事楊霽雲先生，因幹體力活不濟，每次鏟土都隻能鏟半鏟，結果被人取了個侮辱性的外號“二兩半”。在一次會上，有領導向楊先生提問：“真把那點土算計得準，為什麼非得二兩半，再多鏟半鏟，來個三兩，就一定不行？”韋君宜說，她當時沒有看楊先生的臉，因為不忍心看。
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一個個的學者！
那個曾鬧得沸沸揚揚的深挖“五一六”分子運動，把很多年輕的造反派扯了進去。從前肆無忌憚地整人，這回整到自己頭上，而最後方知原來是一場鬧劇。這是怎樣的諷刺！
從延安開始，一直講到“文革”結束後一段時間，韋君宜用一個個鮮活的事例，再現了一個個痛徹心扉的故事，講述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的時代悲劇，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我們的祖國、我們的黨走過的曲折曆程。全麵而真識地再現，這是《思痛錄》給予我們最珍貴的東西，而其真正的意義在於，讓更多的人陷入沉思與反思。
重在擺出事實真相，韋先生並沒有做深入的探討。但是讀者不能保持沉默。《思痛錄》一出版，不到一個星期就全部售光，半年之內連印五次。沒有人組織，但是好評如潮，從作家到學者，從社科工作者到黨政幹部，紛紛拿起筆，為這本書叫好。究其原因，韋先生講出了大家心裏的話，讓很多很多的人與她產生了共鳴。
人們開始了不約而同地思考，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不知從哪個時代開始，我們的思維被套上了一個慣性，那就是不自覺地在一個前提下思考問題，我們總假定著一個東西不會錯，而且這個假定就是千真萬確的，如果有錯誤，一定是其他環節出了問題，甚或自身出了問題。比如在“五七”幹校，就有那麼多高級知識分子、堅定的革命者真誠地懺悔曾經對黨犯下的嚴重錯誤，事實上，他對黨從來都是真誠的。其懺悔的前提就是堅信黨中央、黨組織的無比正確。這是很可怕的精神枷鎖，失去了獨立思考，不知道懷疑和否定，哪怕是在鐵的事實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