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堆關於周紹良先生的書籍中，我試圖尋找周先生直接的表白與心聲，並透過這些走入他的心靈。可是，我發現，關於他自己，他始終沉默著，他一開口或者一落筆，話題總離不開中國文化，不是古代人物的考證，就是事件的探尋，不是《紅樓夢》的研究，就是古墨的收藏，至於自己，他幾乎是隻字不提。有那麼兩回，我從別人的文字裏看到他落淚的情景，細細探尋，原因還是在於他沒有足夠的精力寫出他對中國文化更多的理解。
作為希望多層麵了解他的人，我困惑於周先生對自我的“吝嗇”。對於同樣深愛著華夏文化的人，我更感慨於先生學術上的慷慨。得知“文革”期間，作為“五七”戰士，他還曾下放我工作的南鄂鹹寧，便從心底裏對他多了一份親近。
紅學、敦煌學、清墨研究、佛學、唐史和明清小說，在這許許多多跨度甚大的領域都有深入的鑽研，並寫下豐厚的學術著作，周紹良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塊豐碑，或者說一顆參天大樹。在眾多的人抬頭仰望他的時候，他卻輕描淡地轉身而去，執著地擺弄著數不清的文物或古籍，似乎在說：我的眼中隻有你。
他就如一隻誌向高遠的仙鶴，執著地翱翔在文化的長空中，以至這個熱鬧和繁華著的塵世很難影響到他。
“五七”幹校時代，是一個人意識極度強烈的時代，無論是激情，還是憤懣，無診是頌揚，還是抨擊，都劇烈地燃燒在人們心田。開批鬥會，就要上綱上線，寫思想檢查，就要入木三分。此時的周紹良，住在人煙稀少的湖區，負責給水田放水。他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資治通鑒》、《全唐詩》等一批古籍的研讀上。隻有幹校開大規模批鬥的時候，他才去參與一下，回來後又若無其事地繼續讀書。
幹校後期，周紹良調到廚房做炊事班副班長，一向癡迷於紅學的他與幹校學員大談特談《紅樓夢》，並寫下《紅樓夢年係》、《論紅樓夢後四十回與高鶚續書》、《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一書》等文章。從他當時收到的書信裏，談到的皆是學問，不是對《資治通鑒》的探討，就是對《新唐書》、《舊唐書》的交流。除此之外，在向陽湖，周先生還為我們留下一首《和黃兄踏山訪銀桂》的七律詩。
向陽湖期間，周紹良留下的不過是些隻言片語和星星點點的記錄，但這些記錄無一不與學術與藝術相關。當我們回首那場巨大的文化浩劫，當我們直視我們並沒有斷流的文明，我們更體會到那些零星記錄的彌足珍貴。在造反和打、砸、搶橫行中國的時候，在文化被踏上千萬隻腳的日子裏，周先生們拔雲開霧，默默地做著文化薪火相傳的堅守者，這需要一種怎樣的心理力量。
他像一隻孤獨而頑強的遊魚，向著自己的方向前行，雖然他也知道水麵正在發生著的一切。
走過向陽湖歲月，周紹良寫下了《唐傳奇箋證》、《清代名墨叢談》等一部又一部的學術著作，又廣泛參與我國佛教事業，為傳播與弘揚傳統中國文化鞠躬盡瘁。
當他在湖區苦讀的時候，他並不知道將來會有這一天。當這一天有機會到來的時候，曾經的苦讀歲月為他提供了豐厚的養料。
直到年逾古稀，老人家每天都讀書寫作到深夜兩點以後，多少年如一日。為了尋求一個安靜的學術環境，他還特意搬到市郊居住。直到生命終結前夕，他依然對塵世戀戀不舍，不是為了生命的延續，而是為了未竟的學術事業。
曾經讀到這樣一段話：讀書和藏書的潛在作用，這種作用有時是看不見、摸不著，可一旦看的見、摸的著時，往往已成為高山峻嶺、汪洋縱橫之勢了。這是對周紹良先生最好的寫照。
在留下數十本學術著作後，他帶著遺憾靜靜地離去。今天，當我們走進故宮博物院，走進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在那些豐富的收藏裏，有著成百上千的文物為周紹良先生所捐獻，這些文物組成了一個寵大的數據，以至單單把捐獻的目錄記下來，就是一本書！
作為南鄂鹹寧人，我在回首向陽湖的一刹那裏，耳邊響起的是一位當年的“五七”戰士對他深深的懷念：“響絕音沉，清話豈徒紅樓夢。交深誼重，泥途曾共斧頭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