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20年代，當如火如荼的大革命遭遇白色恐怖，一股退黨風席卷黨內，有一個人，卻在這樣的時候選擇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黨領導的“左聯”受到巨大衝擊，柔石等五位烈士倒在血泊中，一時間，“左聯”盟員從90多人驟降到12人，在這樣危機的時刻，有一個人，卻決然地加入這支隊伍，並扯起一麵反文化“圍剿”的大旗。
他是魯迅先生的知心朋友，他是毛澤東的傾心交談者。當人們遺憾於處在同一時代的毛澤與魯迅兩個偉人擦肩而過，他卻以特殊的身份，搭建了兩人心靈的橋梁。
在上饒集中營的非人日子裏，他寧死不屈，永遠昂起高貴的頭。在特務橫行的大上海，他置生死於度外，極力追隨與維護魯迅先生。
他熱衷於文學與文藝，可是時代迫使這隻拿筆杆子的手要拿起槍杆子。他畢其一生追隨中國共產黨，可是卻被黨遣出門外。他的人生字典裏沒有屈服，如果說有什麼讓他寧可受委屈，那便是共產黨的事業。
他就是馮雪峰！
他本來是一位天才的作家，癡迷在他的文學世界裏。他在青春飛揚的日子裏，忘情地書寫著歡快的湖畔詩，被人譜成曲四處傳唱，可謂小有成就。如果生活在一個太平盛世，也許他會在這條路上一路凱歌，快樂地前行。可是社會的動蕩、政治的黑暗籠罩著他生活的時代，他對這一切不可能充耳不聞，他不自覺地成了一名革命者。
他的主要武器永遠是筆杆子，無論是領導“左聯”的工作，還是進行文藝理論的探索，他用那支頑強的筆，試圖劃破黑暗的天空，為苦難的中國尋求一線光明。
這是一條九死一生的艱險路程，遠不比陽春白雪的作賦吟詩。爬雪山、過草地，他與戰友在漫漫二萬五千裏長征途中克服重重天險；遭綁架、當囚徒，他在集中營領導難友們與敵人鬥智鬥勇；在沒有消毒和止痛的條件下接受手術；被敵人折磨得昏死過去丟進破廟裏又幸而獲救；眼睜睜看著同誌被敵人活活打死而無能為力……麵對這些，他無怨無悔，堅毅地行走在這條充滿荊棘的路上。
他歡欣鼓舞地迎來了新中國的建立，做了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可是，他被打成了“右派”，開除了黨籍，成了一台寫思想彙報的機器。他主動退出了原居住的房屋，孩子們一個個被送到外地下放。而後他戴著“黑幫”的帽子，下放到鹹寧向陽湖“五七”幹校。此時，他已經是一位67歲的老人，身體非常虛弱。
如果想不通是再正常不過了，如果有反抗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恰恰相反，馮雪峰沒有表現出一絲不滿！
戴著草帽，高高地卷起褲腿和袖管，瘦長的四肢像幹枯的鬆樹枝斜插在軀幹上，他成了向陽湖的一名“鴨倌”。他把放鴨看作一項神聖的事業，做得十分投入，一絲不苟。看到鴨子在田裏飛奔著找食，他擔心鴨子飛跑，於是沿著田埂瘋跑，摔倒了爬起來，摔倒了再爬起來，弄得腳和手都受了傷，連頭發上都粘上了泥沙。為保護好鴨子，他不顧身上有傷，跳到水溝裏，弄得渾身是泥巴，鞋子也掉了，傷口不住流血，但他渾然不顧這些，擔心的倒是有鴨子掉隊。
被派去挑石頭，他挑得多，跑得快，下工的時候，領班唯獨留下他第二天接著幹，而另兩位年輕的都被“打發”了，因為年輕人還比不上他的“戰鬥力”；在烈日下割稻子，他累得昏倒在地，醒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地接著再幹。他不再是一個曆經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功臣，不是為黨的文藝事業鞠躬盡瘁的作家，也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長，而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就連一直想對他找茬的軍代表也不得不承認：“他比我長期在農村勞動的祖父還精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