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13中國文化遺產日來臨之際，央視科教頻道“中國記憶”欄目聚焦大運河，在一檔蕩氣回腸的大型節目中，沿著運河岸邊的城市一路走過，從南向北，從古到今，在一個個或蒼涼、或美麗、或繁華、或清雅的故事背後，再現著古老大運河的神韻。
大運河，千年以來，它貫通著中國的南北，繁榮著兩岸的經濟與文化。曆經歲月的洗禮，它凝聚成一個文明的征象，透過運河，我們窺見的是偉大中華文明的聚焦、擴散與傳承。
在熒屏前，看著鏡頭在一個個城市間切換，我體味著大運河的雄壯與迤邐，體味著中華文明的厚重與悠長，更體會著“文化遺產”這個名詞，終於在我們的國度、我們的土地上受到應有的關注，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尊崇，我心底油然升出一份感喟。
在我的手上，捧著的是一本《王冶秋傳》。這本傳記裏，記載著一段關於文化遺產的沉重往事，也就在四十年前，當一場關於文化的革命橫掃華夏大地，我們在意識領域發生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地不懂得愛護，中國文華遺產屢屢遭受重創，蕭條之狀觸目驚心！
就在這樣危難的時刻，王冶秋帶領一批文博專家挺身而出，他們以超出所處時代的高遠眼光，以驚人的勇氣與膽識，悉心嗬護著我們的文物，艱難地拾起華夏文明的串串珍珠。作為新中國文物局局長，他以空前的責任感，在能力所及的範圍裏，築起文物保護的銅牆鐵壁，劃破陰晦的天空，將燦爛的華夏文明展示給了那個畸形的時代，矯正著人們的認知，也在世界麵前維護著東方文明古國的莊嚴形象。
其實王冶秋並不是這場運動的局外人，在“文革”的風暴中，他已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好幾年，直到1969年5月才獲得“解放”。他隨之升起的是返回到工作崗位的希望。可是一直等到年底，卻接到通知，下放到湖北鹹寧向陽湖“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到達鹹寧的當晚，天氣很冷，他撿來一些雜柴升火，火苗不死不活地躍動著，他的心裏備感淒涼，失落感一陣緊似一陣，他心有不甘，難道自己的一生就這樣遠離他忠愛的文物工作了？
忘不了，1948年，在解放軍進駐北京前夕，他就受到黨的委托，著手準備北京文物的接管工作，他把這看作是一份多麼神聖的使命，從這時起，他就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國的文物事業；忘不了，1949年2月，作為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物部副部長，他負責對故宮博物院、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曆史博物館等文物單位的接管和整頓；忘不了，他是何等盡心盡力地保護了魯迅先生的故居，又是怎樣曆經曲折找到殺害李大釗同誌的絞刑架；忘不了，在百廢待興的日子裏，他怎樣領導出台了一係列文物保護的法規，怎樣組織舉辦文物展覽、創辦《文物》月刊；忘不了，他是怎樣在幾乎空白的領域裏培養了一批新中國的文物工作者；更忘不了，他怎樣頂著巨大的壓力，據理力爭，推翻了把故宮建成“人民大眾的休閑樂園”的錯誤主張……幾十年來，文物已經成了他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如何可以割舍？鹹寧向陽湖再美，可他心裏的風景隻有一個：那就是文物！挽救困境中的文物事業，不能讓肆意破壞文物的現象再發展下去，成了他最迫切的願望。
正是抱著對文博事業割舍不了的摯愛，南下向陽湖前，他給中央領導人寫信：“我想成立5到10人的文物保護小組，就可以把目前處於無人管的文博事業抓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