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幹校回到北京之後，是沈從文為完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最後衝刺的日子。從前的書都被沒收了，就用補發的幾千元工資到舊圖書市場買了一車書。被沒收的房子沒有歸還，就住在一間十二平方米的屋子裏，吃飯得步行一站路，夫人住在那裏的一個小屋裏。私人花錢請了助手，每天擠兩個小時的公汽到博物館查資料。心髒不好，每晚三點半左右就疼醒了，一直到五點多鍾起床……
他說：“我個人覺得，黨既然放我在這個工作崗位上，我不管手中武器如何拙劣，工作又如何不好搞，也永遠不退休。隻有工作到死才是休息，才宜說休息。”
“凡活過六十歲左右的人，經曆種種風雨，還能站得住，至少有兩個原因：一即熱愛國家，二即熱愛本業。”
“用我個人的經驗，用個真正作主人的態度，要為國家作事，總是有辦法的。”
也有人為沈從文在文革期間的遭遇鳴不平，沈從文則道出了心裏的話：“個人受點委屈有什麼要緊，要看到國家在世界上作戰！我們的文物研究工作趕不上日本，使人心裏難過得很。對我們的文化，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把自己的位置擱到次要的次要，才能愛國。要學會體諒國家的難處，幹勁反而更大些。”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脫稿後，許多外國出版商都願意以最高稿酬和印刷條件出版此書。而沈從文表示：文物是國家的，有損於國格的事，我不能做。
他的確受過很多的委屈，但是，對祖國深摯的愛淡化了這一切。從雙溪到北京，沈從文走過了一條曲折而從容的路。在這條路上，他始終不受社會獎懲的控製，不隨波逐流，也不讓社會習氣造成的機會所左右，而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心理定力，以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感，控製自我的精神世界和行為舉動，以獨有的方式造福於他的國家與人民，並在世界範圍內為國家爭得榮譽和光彩。
雙溪故居
因為對先生的敬仰，我曾幾度到鹹寧雙溪，探訪沈從文故居。可是，每每都帶著失落而歸。先生的故居破敗不堪！殘垣斷壁，雜草、荊棘叢生，有幾麵牆壁已經完全倒塌。魏先生稱，八年前，他專程來的時候，沈先生房間的牆壁還有半人來高，可是，現在卻全然沒了蹤影。風吹雨打，一個曾經居住過文化巨人的房間就這樣一天天凋零。我看到，魏先生眼角的不忍與憂傷！
據雙溪的鄉親們稱，每一年，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一撥又一撥地來此尋訪沈先生故居。沒有一個路牌指引，屋前也沒有隻言片語的說明文字，人們就靠一張嘴，一路問過來，然後拍些照片，悵然離去。
2009年的夏天，一個日本學者福家道信先生，攜家人千裏迢迢專程到雙溪，為的是尋找沈從文的足跡，探尋他在這裏的生活。在雙溪，他不放過沈從文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認真搜集他的每一個生活細節，其情真切，其景感人。在回答中國學生提問時，福家道信先生講到，他之所以研究沈從文，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悠久的文化感染著他，而沈從文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與守護者。
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文化有如此高的認識，讓我感動，也讓我驕傲。可是，麵對不堪入目的先生故居，我無語，難道我們自己的認識反而要淺薄得多嗎？
在此之前，我遊覽了杜甫草堂，那是個四星級旅遊景點，國家級博物館，景點內遊人如織。以為，無論從什麼樣的角度，當代的沈從文都不亞於唐代的杜甫。可是，為何總有人對先生表現出驚人的淡漠？
保護沈從文雙溪故居，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反思，是對一個文化名人最好的紀念，是向下一代傳承一份珍貴文化遺產的義務。
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靠的是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堅守，靠的是中華兒女精神命脈的代代相傳，靠的是我們典籍的存留、語言與文字的相通……當然，同樣靠杜甫草堂、東坡赤壁、屈原故裏等一個個遺跡的保護。杜甫草堂也好，東坡赤壁也罷，今天我們看到的隻是後人在故地上重建的建築。沈從文故居則不同，因為它還在！也就意味著更具修繕與保護價值。
順應時代的需要，順應文化的需求，對中國文化遺產負責，我們期待，沈從文故居獲得應有的修複，如趙誌飛先生所言：“倘若市區鎮村聯手出資，修複一座名人故居應不是難事。倘如此，以沈從文之名人效應，雙溪、楊堡今後想不出名都難，關鍵要取決於當地領導的政治理念、文化情懷和經營智慧了。”
當我漫步在鳳凰古城的石板小路，我想起的是那個經常逃學打架、放蕩不羈、無“惡”不做的少年沈從文。當我行走在雙溪的田間小道，我想到的是一臉慈祥，步履蹣跚，在孤獨的燈光下，提筆穿越數千年中華文明的沈從文。
曆經歲月的洗禮，無法無天的沈從文成了一個沉默少言的老者。這份變化裏凝聚著他對於人生的感悟，凝聚著他對於生命的認知。當我翻看他留給我們的典籍，當那些圖文並茂的史料呈現於眼前，我懂得，在平靜安寧的外表下，沈從文有一顆更為博大的心懷，這裏裝滿了景泰藍、馬王堆簡報、花草鏡、蜀錦、刺繡，裝滿了我們文明的輝煌與衰亡，甚至裝盛著沈從文走過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乃至作為“鄉下人”的雙溪時代。
所有的苦難、挫折和我們看來十分的委屈，對於沈從文，都是生命中的過客。走過那些或血色、或陽光的道路，他依然微笑地站在祖國的大地上，用他留下的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告訴後人：豐碑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