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不大願意承認這種“新感受力”出現的地方，這樣的作家就會變得難以言說。還是借用桑塔格的說法，如果你要用舊方式去評說他，他就會“拒絕闡釋”。
這個人的父親離開了一次故國，他又從所謂第二故鄉再次離開，卻為什麼沒有那麼多鄉愁呢？如果我們希望他有，或者責難他沒有，是他的錯，還是我們過於“鄉願”的錯？為什麼我們不能對奈保爾們在自己處境中創造出來的新東西有“同情之理解”？為什麼我們一定以為去國之後就一定更加愛國懷鄉？為什麼一定以為離開母族與母語之人一定悲苦無依？奈保爾在英國用英語寫作，其實，很多身在印度的印度作家一樣用英語寫作，至少在泰戈爾的時代，情形就是如此了。
更離譜的是，這個人數次回到印度，用遊記的體裁寫了三本關於母國的書“印度三部曲”。大多數的時候，他的語調都暗含譏諷，而且批評遠遠多於表彰和頌揚，絕望的情緒多於希望。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們要憤怒了。聽聽這個人是怎麼說的吧：
“獨立的印度，是個早已被挫敗的國家。純粹的印度曆史在很早前就結束了。”
“印度於我是一個難以表述的國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為我的家。”
“印度，這個我1962年第一次訪問的國度，對我來說是一塊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時間足以洗淨我許多印度式的宗教的態度。……同時，也明白了，像我這樣一個來自微小而遙遠的新世界社區的人，其‘印度式’的態度，與那些仍然認為印度是一個整體的人的態度會有多麼大的差異。”
這是他到達印度時候說的話。離開的時候他這麼寫道：“一個衰敗中的文明的危機，其唯一的希望就在於更迅速的衰敗。”
在人類文明史上，這樣的人，這樣的言行無數次被判決過了：背叛！賣國者！大刑伺候！用大批判肅清流毒！對這一切，任何人都可以預見，所以他事先就發出了疑問：“一個人如果從嬰兒時期就習慣於集體安全，習慣於一種生活被細致規範化了的安全，他怎麼有可能成為一個個體、一個有著自我的人？”
是的，我們非常習慣於那種道德的安全，而且時時刻刻躲在這個掩體後麵窺測世界，甚至攻擊別人。與此同時，在那個看上去龐大堅固的掩體後麵，很多人正在以加強這種安全性的名義來不斷解構。不是一些藝術家所聲稱的小打小鬧的解構，而是以熱愛的名義、堅守立場的名義，使人們對國族與文化的理解更僵死，更民粹，更保守，更膚淺，更少回旋餘地，因此也更容易集體性地歇斯底裏。相較而言，奈保爾們的工作倒有些全新的意義，顯示了一種新的有超越性的文化知識的成長。
就在兩天前，我作為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前一屆得主陪新得主蘇童去某大學演講，規定的題目就叫“個人史與民族史”。我就結合奈保爾的介紹談到個人史在現今社會有時會溢出民族史，這時就有年輕人起來詰問，那些挾帶著一個個有力問號的句式，一聽就知道其自以為占著某種道德的優越感。我不忍用同樣的語氣回駁一個求學時期的年輕人，耐心回答的同時，在心裏暗想，他從教材裏學到的是多麼正確而又漸漸遠離了現實的東西啊！
奈保爾還說過這樣的話：“我這一輩子，時時不得不考慮各種觀察方式，以及這些方式如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我們得承認，這個世界真的出現了一些新的“格局”。在這些新格局之下，不用解構什麼，也不用背離什麼，自然而然，就會生長出新的人。新的人多了，以他們為土壤，就生長出了新的文化，或者，有了成長出新的文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