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則溢出了這樣的軌道。
他的父輩就帶著全家離開了印度。他出生時，和他家庭一樣的印度裔的人，已經在那個名叫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國家，在那個國家的首都西班牙港形成了自己的社區。他的表達精妙的小說集《米格爾大街》就是他多年後身居英國而回望自己的成長歲月時對那個社區生活與人物的敘寫。這本小說是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筆調活潑幽默，描寫簡練傳神，有豁達的命運感歎。但沒有通常我們以為一個離開母國的作家筆下泛濫的鄉愁，也沒有作為一個弱勢族群作家常常要表演給別人的特別的風習與文化元素。因此之故，我就愛上了他。
他在《作家看人》中品評一個印度作家的時候，寫道：“在自傳性的寫作中，個人偏見會讓人讀來有趣。”這有趣是他頗為幽默的說法。而他真實的想法是“我感覺他困於網中”。為什麼呢？“在關於加爾各答生活的近乎民族誌學研究的那一章中，喬杜裏利用這點取得了極佳的寫作效果”。我沒有讀過喬杜裏的作品，這麼引用並不是讚同奈保爾對這個作家的評判，因為我個人的寫作，有時也有這種民族誌的眼光。但這種引證可以證明一點，《米格爾大街》中回避文化與故國之思，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後來，讀到他回憶寫作這本書的文字，更印證了我的看法。
他說：“那本書寫的是那條街的‘平麵’景象。在我所寫的內容中，我跟那條街湊得很近，跟我小時候一樣，摒棄了外界。”
諾貝爾獎以這樣的理由授予他：
“其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敘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是驅策我們從扭曲的曆史中探尋真實的動力。”
到他的長篇小說《河灣》和小說集《自由國度》，他的眼光已經轉向了更廣闊的世界。《河灣》起初還寫了一點印度裔的人，在白人和數量眾多的黑膚色非洲人之間的那種飄零感（因為小說的背景是非洲），但很快，小說的重點就轉入了對後殖民時代非洲動蕩局麵的觀察與剖析。這是一種新的超越種族的世界性眼光，而不是基於一種流民的心態。這種方式在《自由國度》中表現得更加自由舒展。作為小說集重心的故事，就是一對男女駕車穿行一個馬上就要爆發動亂的非洲國度的過程與心態。如果小說中有所傾向，那也是人類共同的關於自由與民主的渴求的理念。在我們習見的經典文學表述中，作家都是基於國家民族和文化而有一個明確的立場。但在《自由國度》中，主人公在這種習見的基點上，與黑非洲並無關聯，因此，我們習以為會毀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與那些概念的疏離反倒提供了更多樣觀察的角度與更豐富的感受。套用蘇珊·桑塔格的話，是新的時代造成了新的人，這些新的生存狀況的人帶來了新的感受方式。桑塔格把這叫做“新感受力”。當然，桑塔格所命名的這種“新感受力”指的不是我說的這種東西，但借用一下這個說辭也是基於表達的方便，也更說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時移勢遷，“新感受力”的出現也是多種多樣，而不止是她在紐約所指的當代藝術方式嬗變的那一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