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讀書記三
一直想談談奈保爾，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我不是因為這個而談他。那麼，是作為一個優秀的作家來談他？如果是這樣，不是還有更多的被談論過很多的優秀的作家嗎？被談過的作家總是更好談一些，甚至連作品都不必看，就可以根據那些談論來談。而拉什迪被翻譯得夠多，但至少在漢語當中，對他的談論是很少很少的。想必是因為根據我們慣常的路數，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是很難進行討論的。但我想談這個人已經很久了，隻是總在猶疑，不能確定到底從何入手。這跟很多批評家不一樣，甚至跟在網文後跟帖發表評論的一些網友不一樣。他們都太肯定，太不是此就是彼。但我發現，當你認真思索，真想解決自己內心的問題，而不是簡單表示立場與態度的時候，可能就會不斷對自己提出疑問。
讀過奈保爾很久了。
先是讀他的短篇小說集《米格爾大街》。
繼而讀到台灣繁體字版的《大河灣》。後來譯林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簡體字版，除譯文有些區別外，書名也少了一個字，譯成《河灣》。
再後來，相繼讀他的“印度三部曲”。
那時就想談他了，但一直沒有談，沒有找到頭緒。
年初病中，又重新把上述這些作品都集中起來，重讀了一遍。而且，還增加了三種：《奈保爾家書》、小說集《自由國度》、《作家看人》，準確地說是奈保爾這個人怎麼看一些作家。
這更堅定了我的看法：這個人是有著獨特的前所未有的認知價值的，他和諸如拉什迪這樣的作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文學經驗，但這個價值到底是什麼，我並不確切地知道。也就是說，在腦海中搜索已經儲存起來的現成的文學經驗與理論，都不能對這種價值進行命名或歸納。
直到今天，在重慶開一個文學方麵的會議，在這樣的講壇上，差不多全部關於文學的討論都是基於現成的文學經驗與理論。聽到不太想聽的話題時，我就借故短暫離開一下會場。其間某次，我打算去外麵呼吸幾口新鮮空氣。撳下按鈕，電梯降下來，降下來，一聲“叮咚”的提示音響起，光滑的金屬門無聲洞開的那一瞬間，腦子裏猛然一亮堂，做了這篇文章標題的那句話清晰地出現在腦海：“不是解構，不是背離，是新的可能！”
我知道，終於可以談論他了。
我們如今的文學理論，先自把所有作家分成了兩類。最大多數那一類，在祖國、母族文化、母語中間處之泰然。比較少的一類，或不在祖國，或不在母族文化，或不在母語中安身立命，竟或者幾處同時不在，處境自然就微妙敏感。我屬於後一類。三不在中就占了兩處，常惹來無端的同情或指責。就在博客中，就有匿名的大概是身在母族文化又自以為母語水準高超者，潛隱而來，留言，提醒，教訓。我的態度呢，不感動，也不驚詫。人家同情我流離失所，在外麵的世界有種種精神風險。我呢，作為一個至少敢在不同世界裏闖蕩的人，對依然生活於某種精神繭子中而毫不自覺的人反而有深刻同情。這是閑話，打住。雖然如此，文章之道還在於多少要講些閑話，但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吧。
不想說前一類作家，關於他們已經談得太多太多了。文學史以他們來建構，文學理論以他們來形成，當我們評述今天日益複雜的文學現狀，所援引的尺度也全由他們的經驗來標識。後一類作家是少數，但他們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不因為其他，隻是因為時勢的變化。全球性的交流不斷增加，這個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原先的環境（祖國、母族文化和母語），起初，這樣的離開多是出於被動，比如非洲的黑種人來到美洲，比如二戰前後的猶太人逃離納粹的迫害，以及冷戰時期昆德拉們的流亡。但這種情形漸漸有了變化。這種離開漸漸成為人們主動的選擇。他們主動去到一個陌生的世界——寄托了更多理想與希望的世界，重新生根，長葉。如果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寫作，還會時時回首故國，但這種回首，與其說是一種文化懷鄉，還不如說成是對生命之流的回溯。這樣的作家已經越來越多，其中許多已經具有世界性的影響，比如奈保爾。而且，這還隻是一個開始，這樣的作家將會更好更多。而我們對這一類作家的意義認識不僅不夠，甚至有方向性的錯誤。這種錯誤就在於，我們始終認為，一個人，一個個體，天然地而且將不可更改地要屬於偶然產生於（至少從生物學的意義上）其間的那個國家、種族、母語和文化，否則，終其一生，都將是一個悲苦的被放逐者，一個遊魂，時刻等待被召回。在這樣一種思維定式下，無論命運使人到達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如果要書寫，鄉愁就將是一個永恒的題目。但我時常懷疑在這樣的表達中，至少在某些書寫者身上，是一種虛偽的、為寫作而寫作的無病呻吟。我不相信提著公文包不斷做洲際穿梭旅行、皓發紅顏精力充沛的四處作文化演說的人有那麼深刻真實的鄉愁。真有那麼深重的去國流離的悲苦，那麼回來就是嘛。要麼，就像帕斯捷爾納克，就是外麵給了諾貝爾獎也怕再不能回到祖國而選擇放棄。我不是道德家，不會對人提這樣的要求，也反感對人提這樣的要求。我隻是把不同的人兩相對照後，生出些懷疑。無時不在文字中思念故國者去國悠遊，偶爾回來說點不著四六的愛國話就被待如上賓，反倒是那些對母國現實與母族文化保留著熱愛同時保持著自己批評權利者瘐死故鄉。20世紀的西藏，就出過這麼一位叫更敦群培的。本來從西藏南部去了異國，在那裏接觸到封閉的經院之外的語言，並從那異族的語言中感到思想的衝擊，回頭來自然對經院哲學中的僵死保守的東西有所批判，而且，還要回到西藏，在那個封閉的世界裏去實行繼續的批判，結果遭受牢獄之災，毀壞了身體，繼而以佯狂放浪的方式，半是聲討，半是自保，結果身體更加不堪。西藏近代史上一位稀有的思想者，正當思想者的壯年，卻因以身試法，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了這個他欲加以改造、希望有所變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