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之後，她又一次回來了。
她看到了什麼？看到了所有壞的東西往更壞處去。她盡量在這個國家四處行走，想發現可以使人感到鼓舞的新東西。但她沒有發現。新的國度上演的政治戲劇其實從來都很古老。所以，她發了感慨：“愛上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權，實在是一樁危險的事，你的心幾乎肯定會因愛而破碎，甚至會丟了性命。”她說得很好，問題是從來就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國家。國家從來都是由一個政權來代表的。
她看到，“狀況很危險，是革命之後的典型”，“大批青年得到許諾，將擁有一切。為了那些許諾，他們作出犧牲，可到頭來卻是一場空”。
她看到，或者是人們不斷告訴她，這個“國家腐敗成風”，但她還在辯解，說：“穆加貝也在努力。”
這次，她到了黑人的農村。她看到了童年時代的白人農場模式以外的農業。白人農場是具有規模效應的、技術含量很高的方式。而在黑人農村，穆加貝同誌部分兌現了承諾的地方，白人農場的地被搶過來，劃成一小塊一小塊分給了黑人。這樣的農業運作方式，或許可以使耕作者溫飽，但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南羅得西亞時代的農業是成功的。但是，津巴布韋的當政者沒有借鑒這種成功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這種現實不會被真實呈現出來，因為在這個國家流行著兩套語言：“一種是官方場合公開使用的語言，是一種自我保護；另一種是活生生的語言，承認第一種語言的虛假。”“要是你能私下接觸某位部長，你就會發現他們對實際局勢都很了解。可當他和別的部長們出席內閣會議時，或者出任某個委員會時，他不敢把自己的真實想法說出來。”另一個英國移民作家的話可能更精辟，薩爾曼·拉什迪說：“有兩個國家，真實的和虛構的，占據著同一個空間。”
離開這個國家前，她回到了自己長大的“老農場”。“我被帶到這裏，從五歲起生活在這裏，直到十三年後永遠離開它。”
1988年，她再次離開，依然沒有告訴我們離開時的心情。但是，1989年，她又回來了。是怕自己看錯了什麼嗎？
這個在非洲算是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最好的國家，“從東到西，人們到處在談論腐敗”。
艾滋病開始流行了。“人人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它隻是一個人們私下裏的話題，“它懸浮在談話的邊緣，剛冒個頭，又自行沉了下去，它讓人感到不舒服，仿佛談起它就是在散布謠言，害怕為此而受到懲戒”。同時，在左派政治神話中說，“艾滋病毒是CIA製造出來的，目的是削弱第三世界國家”。
1992年，她第四次回來。
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回來時筆墨最多，然後，越來越簡短。這一次，她回來，在五百頁的書中隻寫了二十頁。因為現狀依舊，隻是程度加深，更加匱乏，擁有特權者更加高高在上，更加腐敗……書寫這些現實，不過是讓人更加絕望。多麗絲·萊辛在這本書中從不直接講出自己的心情，這一次，她引用了別人給她的信中的話：“每當我想到獨立時那些夢想，我就想為津巴布韋放聲大哭。”也許，這也是她想說的話吧。
這次，她結束得很匆忙，確實也不必寫得太多了。她終於在最後一個小節裏談到了農業（是想探討一下穆加貝的革命事業失敗的原因嗎？），許多國家的立國之本。她談到農場和農場主的存在本是津巴布韋農業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革命者們總是如此——尤其是遊擊戰出身的革命者更是如此，不願意依憑前人成功的經驗，特別是當這種經驗是來自自己的革命對象。正是這樣的思路導致了津巴布韋農業的失敗。須知這是一個未曾工業化的農業國，農業的失敗就是這個國家全麵的失敗。
於是，“貨幣貶值了，現在津巴布韋元隻值過去的四分之一，這讓業已貧困交加的人更加走投無路”。那是1992年，到了2009年，“津巴布韋中央銀行已發行單張麵額1000億津元的鈔票，以對付失控的通貨膨脹。目前，津巴布韋官方公布的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200000%。但獨立的經濟學家認為實際數字更高”。
到作家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時，那裏的情形就更糟糕了。看到一則訪問，津巴布韋出租車司機希卡姆巴無奈地說：“是的，我是一個百萬富翁，一個什麼也買不起的百萬富翁。津巴布韋現在遍地都是百萬富翁。我們是一個盛產百萬富翁的國家，但是同時我們也一無所有。”但她在獲獎演說中沒有再議論那個國家所有方麵的情況，也許是不忍心，也許是真的感到議論對那裏情況的改變毫無作用。一般而言，知識分子的議論對改善某些方麵的情況會產生一些作用時，這個社會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但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當國家政權被某些利益集團所把持時，議論是無足輕重的，也無助於情形改善。曆史上曾經存在的極權政體與她所關心的那個國家的現實情形，都會讓她明了這一點。在這種情形下，還有些行動自由的人會選擇做一點在局部會產生些積極作用的事情。所以，作家在獲獎演說中反倒隻談她正在參與做著的事情，“我屬於一個組織，它起始於把書籍送到非洲村莊裏去的想法”，“我自費去津巴布韋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發現津巴布韋人想要讀書”。她隻說了這麼一句委婉地表達不滿的話，她說：“人們擁護值得擁護的政府，但是我不認為這符合津巴布韋的情況。”
讀多麗絲·萊辛的那些日子，我整天躺在病床上，腦子裏被激活的問題有足夠的時間久久盤桓。在許多批評家那裏，作家介入社會生活好像始終是單向的，仿佛那是一個巫師的禱神儀式，隻需完成，而不需回應。但在我看來，一個正常的社會中，且不說文學介入的途徑與形式的多樣，作家介入社會生活更依賴於來自社會與公眾的反響。即便是拉什迪那樣被某個國家所通緝，在奈保爾看來，也是“最極端的文學批評形式”。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對這樣的作品就像根本不曾出現一樣不作出任何反應呢？就多麗絲·萊辛這個例子來說，我想她前一部作品肯定是在當時的社會中有所反應的，所以她才有熱情去寫《非洲的笑聲》。但我想，非洲真的發出了笑聲，用沉默——如果沉默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譏諷的無動於衷的狂笑的話。我想，一個作家寫下一部關於南部非洲某個國家的書，並不是為了給遠在萬裏之外的我這樣的讀者提供一個關於遠方的讀本——客觀上它當然有這樣的作用。更進一步說，當作家表達了一種現實，即便其中充滿了遺憾與抗議，也是希望這種現狀得到改善。但作家無法親自去改善這些現實，隻是訴諸人們的良知，喚醒人們昏睡中的正常的情感，以期某些惡化的症候得到舒緩，病變的部分被關注，被清除。文學是讓人正常，然後讓正常的人去建設一個正常的社會。
她獲獎的一半理由是“用懷疑、熱情、構想的力量來審視一個分裂的文明”，而麵對絕望的現實，始終保持著一份熱情去關注、去審視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盡管她關於非洲的文字，關於種族問題，關於新生國家治理的文字都顯得簡單，但直到登上諾貝爾獎的領獎台，她的獲獎演說，一直喋喋不休的還是那個國家的人與事。所以，我想，簡單明晰的作家也可以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換句話說，成為偉大的作家不一定要非常複雜。更直接一點說，小說的文體與文字，其實不必因現實夾纏而夾纏，因現實醜惡而醜惡，而中國的許多小說就是這樣。因為美好，因為善本來就是極其單純的，當有人要把一件事或者一些事弄得過於複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懷疑其動機了。
複雜，還是簡單？這對作家來說是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很多人未曾動筆就先被問住了，而多麗絲·萊辛用作品作了很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