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後來，故事就到了尾聲，因為老酋長控製的村莊，被代表政府的警察宣布為非法的存在，一年以後，“我又去了那個村莊一次，那裏什麼都沒有了”，“聽說木施朗加酋長和他的族人被勒令向東移二百英裏，搬到一個法定的土著保留地去了。那塊政府所有土地不久將被開發，供白人定居”。
據作家在自序中說，小說集是她的第二本書。寫於20世紀50年代。那是個什麼年代呢？作家說，在那個年代，種族問題對身處南部非洲現實中的人來說是熟視無睹，但在這個小世界之外的大世界之中，對種族隔離製度的憤慨也還沒有成為進步人士的共識——“進步人士良心的常規構成”——但她已經在小說中涉入這樣的現實了。作家也無非是這樣，關注到某種被大多數人有意無意視而不見的現實，表示出自己的情感（在萊辛就是一種深深的同情）。如果公眾、媒體與社會對此保持沉默，那麼，對一個作家來說，也就僅僅是寫下了這麼一些文字。用我們語境裏的話說，叫“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高蹈的批評家經常號召作家幹預生活，與社會保持一種“緊張的關係”，卻沒有深究過身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作品出現而自己和讀者與媒體一起陷入了曖昧的沉默；並且進而研究一下，在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態下，大家未曾預約卻像預約好的一樣陷入了這種沉默。作家寫作如果有什麼目的，我深信，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喚醒人們基本的道德感。批評家應該多研究一點這種喚醒機製和喚不醒的原因，倒比自己爬到道德的製高點宣讀空洞的判詞要對這個世界有用許多。用道德評判來代替文學批評是批評家給自己營造的一個萬全的堡壘，又安全，還可以不斷往外放槍。唯一的缺點，裏麵空氣不太好。因為道德這個東西也需要小心對待，一不小心，自身就腐爛了，使空氣汙染。
在我看來，道德感在作家的故事中潛伏著，比在批評家的判詞中直接出現要好很多。就像在多麗絲·萊辛的非洲故事裏所起的作用一樣。
手術後第四天，舉得起硬麵精裝、五百多頁的書了，就開始讀了《非洲的笑聲》。這本書當然讓人看到了南部非洲的某種現實，更讓我看到了一個有良心、有道德的作家在這個複雜世界上的尷尬處境。
前麵說過，多麗絲·萊辛離開了白人統治的黑非洲國家南羅得西亞。
這個國家曆史很短，“1900年，南羅得西亞成為國家，舉國上下一片明豔的粉紅色”。
在此之前，遠征那裏的白人遇到了世居的黑人，“對英國人來說，必須把他們看成一無所知的野蠻人，惟其如此，才能把他們的一切歸於他們的征服者”。由於這個原因，“從50年代開始，抵抗運動開始形成”。後來，戰爭爆發。“像許多戰爭一樣，南羅得西亞獨立戰爭本不必爆發。這裏的白人至多也就25萬，我相信他們大多數會願意妥協，同黑人分享權力”，但這種理想的情形沒有發生，黑人反抗了，戰爭爆發了，“戰前，白人遠非團結一心，可戰爭的激情讓他們聯成一體”。我想，黑人陣營也未嚐不是如此。而像多麗絲·萊辛這樣意識到戰爭是一個錯誤的少數人，則要麵對自己人的仇恨、誣蔑甚至迫害。
而在另一邊，“年輕男女隻要夠了歲數就逃離村莊，加入遊擊隊”。“整整一代黑人青年，其中相當一部分都在遊擊隊接受了教育，有時他們也學幾句馬克思主義口號，可真正把他們聯係在一起的始終是對白人的仇恨”。1980年，黑人反殖民主義的解放戰爭取得勝利，一個新的國家津巴布韋誕生了。
多麗絲·萊辛在被白人統治的南羅得西亞禁止入境許多年後，於1982年立即動身前往這個換了主人也換了名字的新國家，並用非虛構的形式記錄自己的見聞。她一定對這個新的國家懷有美好的想象。雖然很多此前就已獨立的黑非洲國家的殘酷現實對她肯定有一種警示的作用，但是情感壓倒了一切。人們總是希望有例外，總是希望自己的故鄉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是一個溫柔的例外。如果上帝是一個常常疏於管理的農夫，自己所在的這一國度應該是他精心佑護的示範田。當然，更重要的是，對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感來說，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與自由的人們從不義的白人手中奪回對這塊土地的支配權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雖然說道德有些時候被道德家們弄得很複雜，但歸結到每一個人內心道德感的生發，卻總是依從於人類生活初始時就產生出來的那種最簡單、也最天經地義的邏輯。
所以，複雜的我們總是一麵嘲笑簡單，同時感動我們的又總是那些沒有太複雜動機的人與事。
多麗絲·萊辛也是這樣感動我的。
作為一個始終對無償地強力地占有黑人土地懷著負疚感的白人，當那個黑人國家一旦獲得獨立，她就奔向了那裏。在書中她沒有告訴我們她是否做好了麵對失望的準備。但是那裏的現實顯然讓她失望。或者說，那裏的現實肯定要讓她失望。
我們親愛的女作家回到了這個新國家，卻走不進黑人的世界，就像早年，那個少女去到木施郎加酋長的村莊，卻無從交流，隻寒暄幾句就踏上歸程。除了不顧別人的警告，偶爾讓徒步的黑人搭搭順風車，去書店買幾本當地黑人作家的書來讀，她依然和早年熟悉的那些經營著農場的白人們待在一起，回憶過去，或者和他們因為新社會，對新國家、對新領導、對黑人的不同看法而爭論不休。
她看到，不是所有黑人都成了主人，沒有掌握政權的當年的不同派係的遊擊隊成了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質，以達到經濟或政治上的種種要求。
她看到，“報紙上也不會說實話”。舊日鄰居請她往倫敦打電話，是想知道在自己的國家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看到，“野生動物幾乎消失了，森林鴉雀無聲”。
她看到，物資匱乏。
她看到，那些這片土地的解放者成為大小官僚，辦事效率低下。這些大小官僚儼然是這個國家的新主人，而大多數黑人，仍然生活在原來的位置上。所不同的是，原來他們還可以將貧苦無助歸咎於罪惡的白人，現在，他們卻找不到理由反抗和自己同樣膚色的新主子，而是眼睜睜看著“出現了一個被平民百姓稱為‘頭兒’的新階層”。
更重要的是，新政權並沒有致力於民族和解。白人失去了政權，於是白人的世界對黑人封閉起來。黑人則在同一國度構築別一個世界。不同族群的人，在精神與文化上完全分開，在同一平麵上構成互不交叉的平行世界。
她離開的時候一定是非常失望的吧。作家沒有寫出她的情緒，而是繼續懷著溫情寫她離開的時候，又怎麼停下車，打開門，捎上兩個黑人婦女，半道上又搭上了一個黑人青年。這是她在機場登機前做的最後一件事。這是她在不到兩百頁的篇幅中好幾次寫自己不顧別的白人警告而讓黑人搭車的事了。她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與不同的黑人接觸來管窺與揣測這個新國家中黑人的狀況。
流動的轎車是她觀察一個國家、觀察另一種膚色的族群生存狀態的取樣點。
有良心的人總是善解人意，總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問題，而掌握大權者行為乖張的程度總是超過人們最壞的想象。即便到了2007年，在諾貝爾獎的獲獎演說中，她還在說著有些天真的充滿理解的話：“我站在門口望著滿天滾滾的沙塵暴，我被告知說，那裏依然有沒有被砍伐的原始森林。……1956年，那裏有著我所看到的最美的原始森林，如今全被毀滅。”但她迅速找到了原諒這種狀況、對這種狀況表示理解的理由：“人們得吃飯呀，要有燃料呀。”
我自己也出生在原始森林曾經密布的地區，以我的經驗，敢保證森林的消失絕不是因為當地土著吃飯取暖那點有限的采伐。但有農場生活經驗的她是這麼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