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拔宏所以把遷都放在全盤漢化的第一步，一方麵固然為了加速吸收漢文化，更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心理的，他不願僅僅作夷狄的君主，還要作中國人的君主。要想作中國人的君主，就必須把政府設在中國正統國都所在地。
國都既定之後，接著是一係列的漢化措施：
一、禁止穿鮮卑傳統衣服，改穿漢裝。
二、規定漢語為帝國的法定國語，禁止說鮮卑話。年齡超過三十歲的人，學習不易，準許繼續使用鮮卑話，但三十歲以下的人，必須使用漢語。
三、取消鮮卑姓，改為漢姓。拓拔宏自己改姓“元”（我們以後稱他為元宏），其他如“勿扭於”改姓“於”、“獨孤”改姓“劉”，“丘穆陵”改姓“穆”，“步六孤”改姓“陸”，凡一百一十八姓，都由複音節改為單音節或雙音節。
四、從平城（山西大同）遷都洛陽的人，就成為洛陽人，死亡之後，就葬在洛陽，不準歸葬平城。對一個崇拜祖先的民族，祖先墳墓是重要的向心力。
五、鼓勵鮮卑人跟漢人通婚。
這五項措施，證明鮮卑民族仍有蓬勃的生命潛力來吸收高級文化，隻有僵硬待斃的民族，才用種種借口，拒抗改變。但是下麵的兩項措施，元宏卻作了錯誤的選擇：
第一元宏把王胡十九國時代中受到徹底破壞的士大夫門第製度，用政治力量恢複，並使它跟政治製度結合。在本來等級疏闊的鮮卑人的社會結構中，生硬的製造出新的門第。鮮卑貴族姓氏，稱為“國姓”，最尊貴的有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共稱“八姓”。漢民族則以郡為單位，每郡選定作官人數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稱為“郡姓”，最尊貴的有範陽（河北涿州）盧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滎陽（河南滎陽）鄭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隴西（甘肅隴西）李姓，共稱“五姓”。廣大的被統治的平民，則屬於“庶姓”。國姓郡姓有國姓郡姓的門第，這門第代代相傳，成為世家。世家子弟們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官職，永遠被他們掌握。庶姓既沒有門第，更建立不起來世家，天生的是被統治階級，縱有極大的學識和才能，也隻能當低級職員，不能升遷。有頭腦的一些大臣曾為此跟元宏爭論，但元宏堅持原則；政府用人，隻問門第，不問才能。而門第世家，又分為六等：
第一等：膏粱門第。三世中有過三個宰相（三公）。
第二等，華腴門第。三世中有過三個院級首長（尚書令、中書令、尚書仆射）。
第三等，甲姓門第。三世中有過重要部部長（尚書）。
第四等，乙姓門第。三世中有過次要部部長（九卿）和州長（刺史）。
第五等，丙姓門第。三世中有過顧問官或國務官員（散騎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門第。三世中有過副部長級官員（吏部員外郎）。
每一等級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標準和保障。像副部長級位置，必須由第一等膏梁子弟或第二等華腴子弟擔任。州政府秘書長（長史）和郡政府秘書官（主簿），必須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擔任，身為平民的庶姓人士，絕對無份。
第二元宏把漢民族儒家學派的主要精髓——禮教，全部接受。鮮卑來自荒漠，有遊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當然比較簡單，但是直率親切，樸實可愛。元宏以從農業社會貴族階層孕育出來的意識形態的禮教眼光觀察，自然認為簡單就是落後，直率就是粗野，親切就是失禮。元宏非常欣賞儒家學派的繁文褥節，所以首先改變他的宮廷和政府的組織結構，皇帝和官員們的威嚴與日俱增，皇帝與親王大臣的關係，隨著宮廷製度的建立，而越來越疏遠。親王大臣跟部屬，下級官員跟人民，也日漸隔絕。於是統治階層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趨糜爛。其次是婚喪儀式，也跟著複雜不堪，鮮卑人從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職。漢化之後，他就必須辭職，回家守喪三年。除非他是一個大地主，否則就會立刻陷於饑餓。所以大部分官員必須瘋狂貪汙，積蓄足夠的財富，以備父母死亡後度六年的失業日子。
這兩項是中國文化最糟的部分，元宏卻當成寶貝。在本世紀（五）還看不出，到了下世紀（六），他的帝國就要付出代價。
八奇異的寄生集團
當北朝士大夫的門第世家製度，獲得重建時，南朝這個根本就沒有受過打擊的製度，正在蒸蒸日上。
南朝諸國繼承了晉帝國政權，同時也繼承了晉帝國的社會結構。由九品中正而日盛的門第世家，隨著大批流亡客，於上世紀（四）移殖到江南。但並不是所有的門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狀，像何、杜諸姓，晉政府南遷後就默默無聞，因為門第世家建築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結合產品，一旦無官無地，門第世家也就消滅。流亡客中的豪族，稱為“僑姓”，江南土著中的豪族，稱為“吳姓”。僑姓中以王、謝、袁、蕭最為尊貴。吳姓中以顧、陸、朱、張最為尊貴。政權既然握在僑姓之手，吳姓地位當然比僑姓要低。
門第世家製度，在曆代帝王大力支持下，日趨嚴格和精密。一姓之中，還要再分等級，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蘇南京）烏衣巷的一支，尊貴中尤其尊貴，誠所謂“萬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員根本不可能升遷到中階層，吳姓固然可能升遷到高階層，但不能升遷到最高階層。南齊帝國第一任皇帝蕭道成曾經考慮任用張緒當國務院右最高執行長（尚書右仆射），宰相工儉反對，他說：“張緒固然是適當的人選，但他是土著吳姓，不可以居這麼高的地位。”大臣褚彥回抗議說：“晉帝國也曾任用過顧和、陸玩當宰相。”王儉說：“晉帝國是一個沒落王朝，不足效法。”蕭道成隻好作罷。
王儉不過一個例子，流亡僑姓對土著吳姓的讓步，有一定的限度。對於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態度當然更為嚴厲。高級門第世家為了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用婚姻作為手段，結成一個堅強而奇異的士大夫集團。寧可使自己的女兒嫁給門當戶對的白瘋，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會使全體士大夫震動，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壞。身為高門第世家，但比較貧窮的王源，貪圖巨額聘金，把他的女兒嫁給富陽（浙江富陽）富豪滿家，“滿”是標準的平民，更是標準的庶姓。身為大臣的沈約，就大動幹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彈劾，他說：“禮教凋零，世家墮落。”認為對世道人心和國家命脈，都有嚴重傷害。
高等門第世家既結合成一個集團，遂成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離，越來越遠，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結交為莫大恥辱。我們用下列兩個例證，說明此一現象：
一件是，本世紀（五）初南宋帝國時，皇帝劉裕最親信的大臣王宏，他雖然姓王，卻是庶姓的王。劉裕告訴他：“你如果想當士大夫，必須王球允許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說奉我的命令，前去試試。”王球是當時宰相，當王宏在他身邊要坐下時，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狽逃回，劉裕抱歉說：“我也沒有辦法。”
另一件是，南齊第二任皇帝蕭賾最寵信的大臣紀僧真，向蕭賾請求：“我的出身不過本縣武官，請陛下準許我當士大夫。”蕭賾說：“這事由江(學攴)作主，求我沒有用，你可去找他。”江(學攴)是司法部部長（都官尚書），紀僧真前去拜訪，剛要坐下，江(學攴)立刻命仆人把自己的座位搬開。紀僧真向蕭賾訴屈，蕭賾說：“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實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結果，像王球、江(學攴)之流的門弟世家，兩代下來不給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為烏有。
再一件是，路太後的侄兒路瓊之，拜訪中書今（宰相級）王僧達。路瓊之的父親曾經當過王家的侍衛，所以他不僅是庶姓門第，而且還是仆人門第。王僧達並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後而尊重他。在路瓊之告辭後，王僧達命人把路瓊之坐過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輕蔑。不過這一次端架子的結果不太理想，路太後的反應很激烈，吩咐她兒子劉駿把王僧達逮捕絞死。
士大夫是一種世襲的沒有封爵的貴族，北魏帝國元宏所恢複的製度，即以南朝現行製度為藍圖，比著葫蘆畫起來大瓢。這種貴族唯一的職業是做官，以門第和世家的高低，確定官職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國時，甲姓門第的子弟，二十歲成年後第一次任職，就要當中央政府科長級官員（秘書郎）。這種情形自然產生一種結果，即他們十分珍惜自己的門第和世家。他們固然高立於廣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時也旁立於政府和國家之外。是一個隻享權力，既沒有義務，也沒有道德責任的純勢利的寄生集團。平時他們不繳納任何賦稅，戰時他們不服任何兵役或勞役，而隻站在勝利者的一邊，幫助維持安定局麵，並從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輕視平民庶姓，而且還數典忘祖的輕視君主、政府、國家。君主被殺被逐，以及改朝換代，無論晉帝國也好，南宋帝國也好，南齊帝國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權，興亡盛衰，都漠不關心，而隻關心自己的門第世家。所以士大夫從不忠於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於國家。因為任何效忠都有導致犧牲的危險，他們不需要效忠，照樣可以掌握權柄，所以他們隻忠於自己的門第世家就夠了，因為門第世家就是自己的政治權勢、社會地位，和經濟財富的能源。
九佛道二教的發展
佛道二教於紀元後第二世紀在中國萌芽時，出於一種法術符咒方式。佛教最初傳人，力量微弱，所以一直依附在道教之下，好像是道教的一個支派。這種情形延續二百餘年，雖然得到很多人信仰，但它沒有經典的基礎。上世紀（四）高僧竺佛圖澄，受到後趙帝國暴君石虎的最大尊敬，對佛教的推廣，有很大貢獻，但他所以獲得尊敬，完全靠他的神跡。
任何時代，苦難中的人民，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對暴政反抗，一是借宗教信仰，尋求未來的幸福。自從二世紀黃巾農民大暴動以來，中國境內從沒有停止過戰爭。從事戰爭的人投入戰爭，沒有從事戰爭的人，如婦女兒童和老年人，大多數都投入宗教，希望神靈能踢給在戰場上作戰的孩子們和在家的家人們平安。因為信佛的人太多，以致石虎一度考慮下令隻準皇帝和貴族信佛，平民不準信佛。
本世紀（五）第四年（四○三），龜茲王國（新疆庫車）高僧鳩摩羅什，抵達後秦帝國首都長安，後秦國王姚興尊奉他為國師。之後的十三年中，他把後秦帝國化成一個佛教帝國，人民十分之九都成了佛教徒。對佛的崇拜雖不能拯救帝國的滅亡，但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有三十部之多。在此之前，雖然也有譯經，都屬殘篇，到鳩摩羅什才正式完成佛經的體係，使佛教呈現出它的莊嚴麵目。
道教產生早於佛教傳人，可是到本世紀（五）二十年代，名道士寇謙之才建立起來正式結構。北魏帝國皇帝拓拔燾、宰相崔浩，都是虔誠的道教徒。因之北魏帝國遂成為一個道教帝國，皇帝登極時，都采用道教儀式，由道士祝福。佛教在中國從沒有達到過這種頂峰。
信仰都具有排他性，佛道二教必然的要發生衝突。本世紀（五）四四六年，正是杏城（陝西黃陵）民變的次年，拓拔燾駐軍長安，在佛寺中發現武器。這是一個很好的借口，他立刻指控佛教徒跟杏城變民領袖蓋吳，共同謀反，下令全國（這時他已統一了北中國），焚毀所有的廟院。和尚尼姑，不論老少，一律處斬。這場屠殺，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之禍”的一禍（拓拔燾號稱太武皇帝）。不過拓拔燾的孫兒拓拔氵壑卻信奉佛教，四五二年即位後，佛教即行複興。
——三武之禍的其他二禍：一、下世紀（六）五七四年，北周帝國第三任皇帝宇文邕（號稱武皇帝）禁佛。二、九世紀八四五年，唐王朝第十八任皇帝李炎（號稱武宗皇帝）禁佛。但第二次沒有流血，第三次則道教以及當時盛行的其他宗教，如景教、襖教等，同受惡運。
在南中國，佛道二教沒有引起政治幹預。二教在民間各自發展，各有相當成功。道教的五鬥米派得到廣大群眾信奉。佛教則出現一位傳奇人物——釋法顯。
道教是中國宗教，經典在中國。佛教是印度宗教，經典在印度。而佛教派係之多和經典之多，在世界各宗教中，高居第一位。所以那時中國每一位高僧都盼望能到釋跡牟尼誕生的聖地印度，尋求原始經典。釋法顯是後秦帝國人，於上世紀（四）最後一年（三九九），從長安出發，經過西域蔥嶺，進入北天竺（北印度）。北天竺對佛經隻有口傳，沒有文字記錄。於是再向南行，於本世紀（五）四○四年，即鳩摩羅什到長安的次年，釋法顯也到了中天竺（中印度），學習梵語梵文。六年後（四一○），釋法顯攜帶十一種佛經，從師子王國（斯裏蘭卡）乘船返國，他本打算先去廣州，不料在海中遇到颶風，於四一四年，竟把他的船吹到廣州以北兩千公裏外的牢山（山東青島）。牢山屬青州（山東青州）管轄，青州那時尚是晉帝國的領土，釋法顯無法回到後秦帝國首都長安，隻好到晉帝國首都建康（江蘇南京）。釋法顯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外國留學生，而且最為成功和最有貢獻，當鳩摩羅什在北中國翻譯佛經時，釋法顯在南中國也翻譯佛經。
因為譯經的緣故，佛教對中國文化，有劃時代的影響，中國不但吸收了新思想——士大夫仍然在清談，但已改變了內容，從前是談老莊，現在則談佛。而且迫使中國的方塊漢字，第一次暴露出它的缺點：字彙貧乏和音節單調，梵文表達出來的很多事物，包括思想和意境，漢文往往不能表達。於是大量新創的字彙產生，如“菩提”、“涅槃”、“刹那”之類，純是梵文的音譯，為漢文注入新的血液。因譯經而創造出的新文體，即半文言半白話的混合體，對中國文字更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使得下世紀（六）之後，白話文終於脫離文言文而單獨出現。若幹高僧不能書寫，隻能口述，一些沒有受過官僚專用的文言文訓練的門徒，將他們的談論，用樸實的文體記載木來，遂成為一種格言式的“語錄體”。——這種語錄體以後被儒家學派廣泛采用，它的妙處是，隻需要片段的言語就可造成一個學者，不必辛苦的去建立思想的和邏輯的謹嚴體係。
在言語上、中國人受方塊漢字的拘限，不能向多音節發展，而單音節必然的產生大量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漢字，隻宜於用來書寫，不適合用來宣讀，而佛經是需要向聽眾宣讀的。形勢促使他們改用白話文外，又必須在音調上補救。前麵所提到的那位為保衛士大夫門第而戰的沈約和他的朋友，根據梵語的啟示，為中國的方塊漢字，定出四聲——平上去入，中國言語在音調上遂比以前豐富。
十東西方世界
四一○年（南燕帝國滅亡），西哥德部落攻陷羅馬城，屠殺焚燒，血流滿街，除基督教會財產外，劫掠一空。西羅馬帝國撤回駐不列顛占領軍人援，盎格魯部落與撒克遜部落，乘虛侵入不列顛，建立七小王國，互相攻伐。
四二七年（北魏攻陷胡夏帝國首都統萬城），高句麗王國自丸都（吉林集安）遷都平壤，國勢全盛。與百濟王國、新羅王國，鼎立朝鮮半島，為朝鮮三國時代。
四三五年（北燕帝國滅亡前一年），匈奴汗國可汗阿提拉即位，所至焚掠燒殺，草木不生。歐洲大恐，西羅馬帝國尤甚，稱之為“上帝之鞭”。
四三九年（北涼王國滅亡，五胡十九國時代終），汪達爾部落在北非建江達爾王國。
四五五年（南宋皇帝劉義隆被弑後第二年〕。汪達爾王國攻陷羅馬城，大掠十四晝夜，擄走西羅馬帝國皇後公主以下三萬餘人。
四七六年（南宋暴君劉昱被殺前一年），西羅馬帝國亡。
四八六年（北魏帝國遷都洛陽前八年），法蘭克部落侵入高盧（法國），建法蘭克王國，改高盧為法蘭西亞，史學家稱墨羅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