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尚俠尚義儒家學派把人類所有行為性質，一分為二，一是義的行為，一是利的行為。士大夫的行為，當然應該隻考慮“義”，不考慮“利”。這方麵最多的表現是，寧願犧牲自己，而去為朋友報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殺的危險，去為被處死刑的朋友收屍，或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裏。
四廉潔官員的貪汙殘暴，是古中國社會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惡。兩世紀中，士大夫在這上作尖銳的矯正，他們互相勉勵，以不取非份之財為最大光榮。即令是不違法之財，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給亡父的奠儀退回，但對於救急解困，卻毫不吝嗇。
五對恩主絕對效忠政府高級官員的僚屬，大多數由高級官員自行聘任。一個知識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燦爛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屬（三府椽），有的隻幾個月便出任州長（刺史），不數年就擢升為中央級部長。這是知識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在被推薦為“茂才”、“孝廉”後，還必須再突破被聘任這一關，否則仍隻是在野之身，飛黃騰達不起來。士大夫對於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歐洲騎士對他們的恩主情形一樣，不但要為恩主冒險犯難，還要為恩主犧牲性命。至於為恩主服三年之喪，更平淡無奇。
上述五類行為，並不是每一個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們都競爭著或真或假的去做，並且往往做的有聲有色。當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為當作欺詐手段。像服二十年之喪的趙宣，按儒家規定，在服喪期間絕不許跟妻子同寢，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卻生了五個孩子。又像以廉潔出名的範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飯，他竟然堅持要付飯錢。但即令這種流弊，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大的害處。
士大夫不久就自覺必須維護自己百般經營才得到的既得利益，於是，推薦和聘任的範圍，遂逐漸縮小。最初選擇對象時，還注重聲譽，一個與各方麵都沒有關係的平民，隻要有被稱讚的道德行為，就有被推薦被聘任的可能性。後來情形發生變化，必須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員（子弟），這個可能性才存在。一種堅強的門第觀念，因之產生。社會的縱剖麵呈現無數直線行業，木匠的兒子繼續當木匠；農夫的兒子繼續當農夫；士大夫的兒子繼續當士大夫，也就是說，做官的兒子繼續做官，這就是門第。一個士大夫的門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數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為高低的標準。像楊震，四代中出了三個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紹，四代中出了五個宰相（四世五公）。這種門第，受到社會普遍的羨慕和崇敬。
——注意“門第”這件事，它強固的維持士大夫階層幹不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都在中國曆史上發生普遍的影響。
本世紀（二）中葉後，政治雖然腐敗，但設立在首都洛陽的國立大學（太學）學生（太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積極支持國立大學的擴充。五十年代時，大學生已多到三萬餘人。這些準士大夫們——未來的官員，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交往密切。除了談論儒家學派的《五經》外，不可避免的還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沒有的高一層次的情操和抱負。外戚靠女人取得權力，宦官靠諂媚取得權力，而士大夫自稱靠道德學問取得權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質上就對外戚、宦官輕視，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確實做出太多的罪惡，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發生衝突。
五宦官製度
宦官，是中國文化體係中最可恥的產物之一。
宦官發生於農業社會多妻製度。紀元前十二世紀時，農業而多妻的周部落，從西方渭水流域向東發展，滅掉商王朝。遂把這一獸性的殘酷製度，帶入中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延續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紀，隨著帝王製度的消滅才消滅。
一個男人擁有數目龐大的妻子群之後，為了防止她們向別的男人紅杏出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們像囚犯一樣，關閉在戒備森嚴的庭院（皇宮）之中，與世界隔絕。問題是皇宮工作並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擔任，像到市場采購之類，便是一樁困擾。如果仍由女人擔任，她們勢必仍要跟男人接觸。如果由男人擔任，他們也勢必深入皇宮。這一些對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於是周部落姬姓酋長們想出一種殘忍的辦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閹割，以供差遣，稱之為宦官（宦人·寺人），成為多妻製度下女人和男人間最理想的媒介，幾乎每一個貴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宮中需要的數量當然更多。若幹皇帝的姬妾，有時達四萬餘人，以平均一個人服侍十個人計算，可以推測到，至少保持有四千個宦官名額。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錢人家，都可以購買。一直到十世紀，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間蓄養閹奴，宦官才為皇帝所專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興閹割自己，所以宦官的來源隻有兩種，一是金錢誘惑，一是強迫。即令是金錢誘惑，因為宮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們又怎麼懂得為錢舍身？而收買孩子父母，對孩子來說，仍是強迫。但再窮苦的父母都不會忍心孩子被閹割，所謂收買，也不過表麵上偽裝。所以事實上隻有一個來源，即來自哀哀無告的貧苦人家。這是中國人曆時最久的一種悲慘遭遇。詩人顧況曾有一首《孩子》的詩，描寫宦官的誕生：
孩子啊，你生在窮鄉
官員挺住你，把你殘傷
為了進貢給皇帝，為了獲得滿屋金銀
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當作豬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員享福受賞
爸爸送別孩子：
“兒啊，我後悔生下你
當你初生時
人們都勸我不要撫養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場……”
孩子告別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淚兩行
爸爸啊，從此遠隔天壤
直到死於黃泉
再見不到爹娘……”
——顧況是八世紀時詩人，我們把這首詩提前在本世紀（二）介紹，以幫助我們對宦官的了解。尤其當我們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時候，想到隻不過因我們貧窮，政府官員就把孩子捉去閹割，我們會失聲痛哭。
孩子們被閹割後，即被送入宮廷，永遠與父母家鄉隔離。跟宮女的命運一樣，同是投進狼群的羔羊，無依無靠，無親無友，隨時會被殺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宮女更悲慘，宮女於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或許還有被釋放出宮的希望，宦官則永遠不能，而是終身奴隸。中國宮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宮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為標準和運轉法則。孩子們必須含垢忍辱，用諂媚和機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運，才能保衛自己。最幸運的，入宮後被大宦官收為養子，在養父培植下，逐漸接近皇帝。皇帝是權力魔杖，觸及——最好是能掌握權力魔杖，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大多數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慘死去，猶如無期徒刑的囚犯在監獄中悲慘死去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到下列數項結論：一、宦官是自卑的，因為他們沒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沒有高深知識，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懷著對常人的仇恨和報複心理，因為他們曾因貧苦而被閹割。四、宦官缺少遠見和偉大的抱負，因為宮廷生活極度狹窄和現實。五、宦官缺少節操，因為宮廷輕視節操，有節操的人在宮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當宦官一旦掌握大權之後，我們就不能希望他們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過他們的能力。
六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
皇帝跟外戚鬥爭，必須獲得外力支持。沒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沒有分別。東漢政府第十任皇帝劉纘被外戚毒死，就是一個說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兩種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結合，一是跟宦官結合。但跟士大夫結合可能很少，因為皇帝與他們平常太過疏遠，而且也不知道誰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條路隻有依靠宦官，別無其他選擇。
最先向外戚發動攻擊的是上世紀（一）第四任皇帝劉肇。他與宦官鄭眾結合，逼迫外戚竇憲自殺。接著是本世紀（二）第六任皇帝劉枯，跟宦官李閏、江京結合，逼迫繼竇憲而起的外戚鄧囗自殺。第七任皇帝劉懿逝世時，宦官孫程、王康、王國，發動宮廷政變，迎立第六任皇帝劉祐的兒子劉保登極。
——這是一個使人感慨的單調場景，第一批新貴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地殺掉。第二批新貴也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的也都殺掉。以後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們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聰明的才智之士，如竇憲、鄧囗，不可能毫無警覺。但權力的迷惑太大，使他們自以為可以控製局勢。
五十年代後，情勢更趨嚴重。外戚梁冀當權，十一任皇帝劉誌，繼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劉纘之後，對梁冀側目而視。劉誌跟五個宦官密謀采取行動，他知道麵臨最大危險，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與謀的宦官之手。在密謀大計時，劉誌曾把一位名單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為盟誓。他跟宦官已擺脫了君臣名分，成為黑社會的弟兄。所以在殺掉梁冀並把梁姓戚族全體屠殺了之後，劉誌把參與密謀的五個宦官，一齊封為一等侯爵（縣侯），又封另外八個宦官為二等侯爵（鄉侯）。
從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員身份出現，仗著眼劉誌咬臂之盟，他們的家族和親友，也紛紛出任地方政府首長。這些新貴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為也相同，幾乎除了貪汙和弄權外，什麼都不知道，比外戚當權所表現的，還要惡劣。這使本來專門抨擊外戚的士大夫階層，受到更重大的傷害，他們憤怒地轉回頭來跟外戚聯合，把目標指向宦官。並且不像過去那樣，僅隻在皇帝麵前告狀而已。士大夫外戚聯合陣線，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權力，對宦官采取流血對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強烈的反應，中國遂開始了第一次宦官時代。從一五九年十三個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體被殺，共三十一年。我們把這三十一年中雙方的重要鬥爭，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間的鬥爭，血腥而慘烈。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惡的資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麵之詞，而凡一麵之詞，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確罪惡很重，但仍沒有士大夫的罪惡一半重，因為士大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而又一向自稱以“仁政”、“道德”為最高的政治理想。經士大夫宣傳，我們所知的，宦官的濫殺隻有三件，一六○年殺趙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殺民女，一七九年殺人懸屍。士大夫卻殘忍得多，一六○年，連宦官的賓客都殺。一六六年，連宦官的朋友也都殺，更殺宦官的母親。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頒布後再殺，而且以對宦官苦刑拷打為榮——否則的話不會自己洋洋得意記錄下來。像京畿總衛戍司令（司隸校尉）陽球，他在審訊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時，親自指揮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們到這種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後同事之情（王萌也當過京畿總衛戍司令），憐恤我父親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陽球說：“你們父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麼用？”王萌氣憤地說：“你從當小官的時候，出入我家，像奴隸一樣侍奉我們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會容你。”這一下揭了陽球的瘡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陽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兒，靠著拍宦官的馬屁而逐步升遷，但他本質仍是士大夫。這裏有一個易起誤會的現象，必須澄清。可能有人說士大夫隻對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實士大夫對平民也是一樣。像前所舉的那位守喪二十年，生了五個孩子的趙宣，他並沒有犯法，但宰相陳蕃卻把他殺掉。北海（山東昌樂）國相（封國行政首長）孔融，他竟把一個他認為在父親墓前哭聲不悲的人處斬。
士大夫跟宦官鬥爭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較多，因為魔杖就在他們身旁。十二任皇帝劉宏比他的前任劉誌更依靠宦官，他曾指著兩名惡名昭彰的宦官說：“張讓是我父，趙忠是我母。”不過宦官力量的基礎並不穩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隨時有傾覆的危險。像陽球殺王甫父子，隻要上奏章彈劾一下，皇帝答應審訊，就可達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權力，實在不足以使人驚慌失措。士大夫階層如果稍為講究一下方法，矯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矯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領袖人物李膺、張儉、範滂之輩，使用的卻是一種不由分說的反宦官的狂熱，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對知識分子的大迫害和為期十八年之久的黨錮（褫奪公權並禁離故鄉），促使整個局勢糜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