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一向是環繞著一個圓圈盤旋：一、舊王朝統治階級腐敗滅亡。二、軍閥或變民集團乘機奪取政權，發生混戰，殺人如麻。三、混戰的最後勝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組織新的政府，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四、經過一段安定或繁榮的時間。五、又回到第一：統治階級腐敗滅亡。——如此這般，像走馬燈一樣，循環不已。
本世紀的中國，正走上第一第二階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現，接著招來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最後，東漢政府在一次農民大暴動後瓦解，大一統也瓦解，遍地戰火。
一西域的喪失
西域（新疆）重返中國版圖，是英雄豪傑們千辛萬苦換取來的。本世紀（二）第三年（一○二），總督（都護）班超退休，返回洛陽。東漢政府派遣一位看起來十分聰明的將領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請益說：“我初次擔當這麼大的責任，深感難以負荷。您在塞外三十年，請賜指教。”班超回答說：“塞外的中國官員，差不多在國內都犯過錯誤，才出塞立功求贖，並不都是小心謹慎、孝子賢孫型那種人。至於外國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圖。很難使他們順眼，卻很容易激起他們的反抗。你的性情，十分嚴正。俗話說：‘太清澈的水沒有大魚，太嚴格的要求失去團結。’我的意思是，凡事應該求其簡單，對小過錯多加寬恕，分層負責，你隻總攬大綱，不挑剔小節。”
班超跟張騫一樣，不僅是成功的冒險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但智慧低一級數的人，永遠不能領悟高一級數人的見解，猶如一頭牛永遠不能領悟交響樂。班超走後，任尚譏諷說：“我以為班超有什麼了不起源來是個平凡人物。”
隻四年時間，任尚就激起西域（新疆）所有國家的叛變。任尚的總督府繼班超之後，設在疏勒王國（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國聯合向疏勒進攻，任尚不能阻擋，急向國內求救。東漢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將領段禧繼任總督。但混亂的局勢已不可收拾，段禧轉戰到龜茲王國（新疆庫車），不能再進。龜茲王是支持段禧的，但龜茲人民叛離他們的國王，與溫宿王國（新疆烏什）、姑墨王國（新疆阿克蘇）組織聯軍，攻擊段禧和龜茲王。段禧把他們擊敗，不過整個西域隻剩下龜茲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勉強支持到明年（一○七），東漢政府隻得再撤銷西域總督，撤回所有殘留的屯墾區。
一一九年，敦煌（甘肅敦煌）太守曹宗試探著派遣部將索班再進入伊吾盧（新疆哈密）屯墾，鄯善王國（新疆若羌）和車師前王國（新疆吐魯番），重又歸附中國。不久，尚未向西移盡的北匈奴殘餘部落（新疆阿爾泰山南麓）跟車師後王國（新疆吉木薩爾）聯合，攻陷伊吾盧，殺死索班。鄯善王國向中國求救，中國政府正困於日益嚴重的蕪戰，不能出兵。隻派遣了班超的兒子班勇擔任西域（新疆）參謀長（西域長史），進駐敦煌，遙作聲援。北匈奴的殘餘部落和車師後王國乘這個機會，企圖進攻已成為中國本土的河西走廊。身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無可忍，率領六千人反擊，生擒車師後王國國王，帶到索班死難處斬首，把頭傳送到一千九百裏外的首都洛陽，懸掛示眾。然後征調各國軍隊，進攻北匈奴的殘餘部落，北匈奴大敗，向北逃走，從此再沒有出現。
然而，中國也沒有再派總督，隻繼續派參謀長代理。班勇的後任，沒有一個是適當的人選。這是統治階級長期腐敗後必然的現象，根已經潰爛，便很難長出好的果實。最後一任參謀長王敬，他大概很羨慕他的前輩們的威風。紀元一五二年，他擊斬於闐（新疆和田）國王。於闐人民反攻，把王敬殺掉。這時，中國正陷於內爭，不能再派出使節，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國脫離。但經濟文化的交往，在已經建立了數百年的基礎上，並沒有中止。
二羌戰的擴大與慘烈
羌民族對東漢政府的抗暴行動，進入本世紀（二）後，東漢政府除了繼續采取高壓政策外，想不出別的解決辦法——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使政治清明，這自然辦不到。於是羌戰從小的衝突，逐漸擴大為大規模的戰爭。而且向中國本部心髒地區蔓延，直抵首都洛陽近郊。
我們將擴大後的重要羌戰，摘要列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戰的擴大情形，不但向東方中國本部推進一千餘公裏，而且每次戰役，死亡人數都達數萬之多，可推測參加戰鬥的兵力，當數倍或數十倍於此。羌民族已由消極的掙脫貪官，反抗暴政，進而發展到對漢民族全體仇視。不過，雖然如此，那個時代並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觀念，本質上仍是單純的官逼民反。因為政府官員貪殘凶暴的對象，一視同仁，並不分什麼羌民族漢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東漢政府的大將尹就率軍圍剿，對漢民族同樣奸淫燒殺，以致民間有兩句可哀的口號：“強盜來了還可活，尹就來了定殺我。”尹就隻不過一次小小的軍事行動，根本沒有發生戰鬥，給人民的傷害已如此慘烈，其他較大戰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們不忍想象。戰爭所到的地方，手無寸鐵的善良農民或牧人和他們的家禽，同遭屠殺。整個西部中國，千裏一片荒涼，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飯的炊煙。幸而殘存的人民，無論是羌是漢，饑餓使他們墮入吃人慘境。宰相鄧囗甚至主張放棄紀元前二世紀死人千萬，從匈奴汗國手中奪到的涼州（河西走廊），可看出當時官員的顢頇和情勢的嚴重。
連綿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變，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慘重的傷亡使他們無以為繼，有些部落幾乎滅絕。到了一六九年，終於在東漢政府高壓手段下屈服。高壓政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付出的代價太大，包括撬開了東漢王朝覆亡的墓門。
三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戰擴大聲中，外戚政治再度在東漢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於紀元前一世紀，曾導使西漢王朝滅亡。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宣稱西漢王朝的中興，但他卻沒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動以防止外戚政治的複活，反而走來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斷橋上。
東漢王朝執政人物可分別為三種：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興力量。這三種人物互相鬥爭，構成東漢王朝全部宮廷政治史。”我們用下表說明他們在鬥爭中的關係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並非前任皇帝的兒子，因前任皇帝沒有兒子或其他緣故，由旁支坐上寶座。）
東漢王朝皇族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齡都很小。除了開國皇帝劉秀跟他的兒子劉莊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寶座時，最大的隻不過十八歲，最小的還抱在懷裏喂奶，這個現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當母親的皇太後自然成為權力中心。儒家學派意識形態和多妻的宮廷製度下，皇後很少跟別的男人接觸，倉促間掌握全國最高的權力，必須麵臨著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動，作最後決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狀態，都無法適應。猶如赤身露體忽然被拋到街上一樣，她恐慌而孤單，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為她根本不認識他們，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見到的家屬，她沒有選擇，隻有這些人她才相信能夠幫助她解決問題。
從上世紀（一）末葉，年僅十歲的第四任皇帝劉肇即位時，他的嫡母竇太後就依靠她的兄長竇憲。進入本世紀（二），一連串的娃娃皇帝出現，更加強這種趨向。第五任皇帝劉隆登極時隻三個月，他的嫡母鄧太後依靠她的兄長鄧囗。第六任皇帝劉枯登極時隻十三歲，他的伯母鄧太後繼續依靠她的兄長鄧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來。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礎，所以外戚自己也盡力排斥年紀較長的繼承人，以造成非實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勢。繼承人如果已經成年，皇太後就無法掌握他，外戚就會失去魔杖，所以沒有一個外戚不堅持擁立幼兒。第六任皇帝劉祐死後，他的妻子閻皇後升為皇太後，她跟她的兄長閻顯決定摒除劉祐的親生兒子劉保，而立劉祐的堂弟劉懿。這是一樁駭人聽聞的反常措施，皇位不傳親子而傳堂弟。但一看年齡便可恍然大悟。劉保那年已十一歲，而劉懿才八個月，掌握八個月的嬰兒當然比掌握十一歲的少年，時間要久的多。
外戚中當權時間最長，聲勢最煊赫的，一是以鄧太後和她的兄長鄧囗為首的鄧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後和她兄長梁商為首的梁姓戚族。鄧姓戚族當權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當宰相的二人，當大元帥的十三人，當部長級高級官員（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將領二十二人，州長（刺史）郡長（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級官員不計其數。梁姓戚族聲勢也很大，當權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當皇後的二人，當嬪妃的二人，當大元帥的二人，妻子女兒被封為“郡君”（女性王爵）、“縣君”（女性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將領五十七人。兩大戚族的朋友、部屬，和趨炎附勢的蒼蠅政客，共同組織一個當權集團，迄立在政府之中，盤根錯節，不可動搖。
可是，外戚們大多數不知道珍惜權力，而隻知道濫用權力。隻知道貪汙暴虐，一味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鄧姓戚族更墮落，尤以梁冀這個惡棍集凶惡愚頑之大成。這當然引起外戚集團以外新興階層士大夫們的抨擊，不過士大夫顯然居於劣勢，因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敗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場是被免職，但大多數都被砍頭或自殺。最傳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鄧太後把政權歸還皇帝，鄧太後下令把他裝到布袋裏，就在金鑾殿上當場撲殺。想不到杜根跟紀元前三世紀的範睢一樣，有最好的運氣，在被拖到荒野丟棄時，悠悠蘇醒。但他仍假裝死亡，僵臥在那裏三天，眼中都生出蟲蛆，然後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當夥計，十五年之後，鄧姓戚族失敗，才敢出麵。
不但士大夫在鬥爭中會失敗，縱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應屬於自己的大權，他也同樣麵臨危機。第十任皇帝劉纘，他九歲時，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態度，說了一句“跋扈將軍”（跋扈，蠻橫之意，大概是二世紀時流行的口語，否則一個孩子不會脫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權、軍權全部控製在手，外戚似乎立於永遠不敗之地。
四土大夫及門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物。某一方麵類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麵類似歐洲中古世紀的僧侶教士。事實上，士大夫即知識分子，在儒家學派定於一尊之後的漫長時代中，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稱之為“讀書人”，當然讀的是儒書。在當時環境，他們以作官為唯一的職業，所以更精確地說，土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擔任官員的人物。
紀元前十二世紀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紀元前一世紀，西漢王朝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戰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上世紀（一）時，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愈是增加，而終於凝聚成為一種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除了儒書學識外，還在於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性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的人的注意。至於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聲譽，那需要出奇製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這使一、二世紀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特殊之處，為後世所罕見。
我們可把它歸納為下列五類：
一長時期為父母服喪孔丘和孟軻堅決主張的三年之喪，自紀元前二世紀儒家學派獨霸政權之後，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紀（一）初葉，新王朝更硬性規定，中級以上政府官員，必須服三年之喪。這個已經被遺忘了的古老僵屍，遂在強大的政治力量下複活。但是，當大家都服三年之喪時，三年之喪便沒有什麼稀奇了。於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喪；有人幼年時老爹就翹了辮子，已經服了三年之喪，等長大成人想當官時，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喪。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喪。跟服喪相連的，有人簡直哭出血來，有人還真的拒絕吃飯，骨瘦如柴。
二辭讓財產和辭讓官爵財產和官爵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目標，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這上麵也最容易作出了驚人之舉。如分家析產時，弟兄們都堅持要最少的一份。父親留下來的爵位，本應是嫡子繼承的，嫡子卻逃入深山，而把它讓給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幹知名度很高的知識分子，對政府征召他們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這種人被美稱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絕征召的君子，表示他們情操清高，有異於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