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的秩序漸漸恢複了，本來住廳花園裏的廳長公館，盡先疏散到這個城市外邊的風景區去了。廳長的小汽車，也總是吸飽了油停候在廳門外麵。
有一個時期廳長沒來辦公，而那輛小汽車，卻以陷鼻梁，碎車窗，和癟了的輪子的姿態停在傳達室的甬道上了。
這輛車子的威風似乎遭了一次厄運。
有人說：“廳長住院了，跑警報時翻了車。”
這消息的傳來，雖然在還沒有熟識起來的同事之間，也都彼此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默默地仿佛收獲到什麼禮物似的。
逢到星期一那天早晨作紀念周，在府裏照例是禮成散會，一個簡單而莊肅的儀式。而廳裏則必由廳長訓話一番，不隻是訓，每次還要罵，狠狠地罵一場，每次的臉，不隻是“八筒”那麼長，還要比“八筒”多兩筒那麼長。
幾個罵人的紀念周，也算教訓了我一件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外，似乎還必須養成一種有挨罵的本領，和聽訓的耳朵。做大官與作大事當然是兩件事，不過從這位廳長先生成就至今日看來，自不能把他由挨罵泰然到隨便罵人的一般過程的意義忽略過去的！
但是，我終於離去他，並且離去這個城市了。
我也決不會為著我的“成就”作過任何的打算，我更不會為著長臉孔的人祝福——像這樣的一位廳長先生，生成的一張“八筒”的麵相，還硬生生地裝了一封套的官樣的文章！
鄒教授
年青！多麼年青！真正年青！
年青的人在大學裏做教授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反之，做教授而年紀或已就老的，那似乎是一種缺憾，不時興，也就不成其為走運得誌的事了。
鄒，就是屬於前者的一個，很光榮，而正走時運的一個青年的教授。
他從前在那個大學裏修過業，現在他就在那個大學裏教著書。
一個比我年紀較長的同事在我麵前介紹著他說：
“主任帶了一位新組長來——他就要來的。年青，得意，真可以算得是一個天子門生！
”
我到底是孤陋寡聞，我對於“天子門生”這句讚語，究竟還不大能夠摸清楚頭腦。
過了兩天，他果真來了。我們握手的時候，啊呀！他不是別人，原來還是一位舊相識：
在那個時候他還是穿著軍人的衣服，上著政治的課程；挾著經濟學大綱一類的書籍；寫著文藝的理論，抒‘隋的詩篇……“啊！我們多年不見了——”從我的心底進出了這麼一句我覺得是情不自禁的，歡慨交集的話語。
“嘻嘻嘻……”可是他僅隻這麼善於應付地，連牙齒也不肯露出一線地笑了笑。他的笑，引得我頗為窘迫。幸而他接了短短一句話：
“你的樣子倒沒有怎麼變。”他一邊說，一邊上下的打量著我。
我也學他笑了笑，但是我感到一種寵驚，也是一種慚愧；誰都要變的，為什麼單單我會不變呢？難道我真地沒有“變”一點點，一點點也不能“變”嗎？……幸而他的話又接了下去，為他的話作了注腳，為我清楚地解釋：
“你的這身衣服，好像還是當初在南京穿的那身吧？”他的話到此為止，說時，洽當地還配合著表示他記憶力不差的宛爾微笑。
聽了他的話，我不能再像第一次那麼學他的微笑了（我是什麼也學不來的一個蠢東西！）我恍然省悟過來了，我沒有變，因為我身上穿的這套衣服，還是十年前的那一套舊衣服——現在已經破綻了，現在早已不時興了——衣服如此，自己生就的這一副寒傖的相貌，當然也會跟著“沒有怎麼變”的了。是的，此外我也無須再多告訴我的境遇了，如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在南岸買了一塊地皮，蓋了幾間不很像樣的房子，每個星期在學校裏隻上四小時的課……等等。
因為自慚形穢，我們之間的對話，不久就告竭了。
不知道那一位不很識相的同事問過他——我後來聽說的——依禮貌上講，也許是不該這般問的：
“鄒先生！請問您是學什麼的？”
“學校畢業以後，我在德國留了幾年學。”
他這種所答非所問的態度，也許正是一個青年的，留過學的，大學教授的本色吧。
沒過幾天，他便提著一個小皮箱，挾著一本很厚很厚的洋裝書走了。
現在我所知道的他的消息，就是他仍舊在他的母校裏做教授，擔任著每周最多不會超過四小時的英文課。他學的不是軍事，不是政治，不是經濟，不是文藝理論，不是抒情詩歌的，是國際外交，是天下大事的新著，往往在一種新的雜誌上占著第一頁的篇幅發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