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吧，說‘饒饒我’吧，像那一天給日本人抓住一樣，說出那樣不要麵孔的話來！”
“饒饒我！……饒饒我！……”
“你這個賤胚！”
“你放了我，你放……”
那小飯館的老板放了手，於是拍拍周俊的肩膀，很抱歉似的對周俊解釋著：
“同誌，我就是要這樣的來處罰她，是的，處罰她，我是每天都這樣處罰她的。
“是的，每天。”他繼著說：“我每天都要重重的打她一回。……為什麼？我告訴你，這個賤胚，這個不要麵孔的東西，前一次日本人到街上來，她給日本人抓住了，從此以後她就低下頭來，就連我也跟著低下頭來。”
說著，他揮著手，叫他的女人到別的看不見的地方去。他好像發了一個瘋癇，此刻正複了原，隨即很有禮貌地和周俊握了握手說：
“我這個人是很爽快的。我處罰了這個女人，並且有你先生在座，作我的見證（證明他已經從被汙辱的情景中挽救出來了！）——這就是我最大的榮幸。”
於是頭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周俊很激動地對黃榮新提議，最好叫他的哥哥去參加抗敵自衛隊。
黃榮新衰疲地搖著頭，淡漠地這樣說：“隨他去吧，這瘋鬼，不要理他，在我們九裏沒有一個會相信他的。”
黃榮新把他哥哥的胡鬧擱在一邊，他報告周俊關於九裏青抗會的工作情形，著重讚揚青抗會——他自己所領導的歌詠活動。他駝背，瘦長，鑲一個金牙齒，一對竊賊一樣的狡猾的眼睛裝著商人的偽善，有時候垂頭喪氣，悲哀地歎息，像一條死蛇似的使人厭惡和憐憫。飯館裏潮濕而油膩的地上爬著無數的水蟲，太陽光從蓋滿灰塵的窗紙透射過來，黯淡地照在屋子裏的地上和黑的桌板上。黃榮新於是給周俊介紹了他的一位叔父。他的叔父名叫黃南青，在上海念過大學，而且當過了警察，現在是九裏鎮上誰都知道的一位有地位的紳士。
下午，天下著傾盆的大雨，粗大、密集的雨點猛擊著屋頂和外牆，像河水似的發出吼叫。單薄、敗壞的房子微微地發出顫抖，用一切的力氣排除容積在屋頂的水量。天氣驟然變冷了。間或一陣更大的密集的雨水像馳驟的馬似的在屋頂上奔過，使屋頂的瓦片發出異樣的響聲，從瓦縫裏落下來的潮濕的塵土，混著水沫，帶一種令人窒息的氣味充塞著整個屋子。
黃南青先生穿著黑灰色的破爛的棉袍，尖頭，小頸，不戴帽子，灰白的頭發稀疏地直豎著，耳朵短而帶三角形，麵孔瘦黃。他每天要用三塊錢以上的鴉片治療疾病。
黃南青先生說：
“如果今天不提到在我們九裏鎮上做出一番大事業來，那麼什麼都用不著講，否則的話，我們卻不能忘掉一位傑出的人物。這是一個什麼人呢？如果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就用不著去探究他的底蘊，在我們九裏，要探究一個人的底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我們九裏，隨便什麼人到來看看，都要覺得複雜、紛亂、茫無頭緒，誰如果想要把它改造一下，誰就要覺得頭痛，甚至說不定要碰破鼻子，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原因是簡單得很的。在我們九裏，什麼事情都已經有人在做，並且都已經做得很好了，……這不但現在是這樣，而且將來也是這樣，腳底下踩著別的人，或者自己又被另一個人踩在腳底下，都是舒舒服服的過著的。就每天每人的收入來說，什麼人應該拿五毛，什麼人應該拿一塊，或者什麼人應該賠錢出去，都是用天平稱好了的，誰也用不著論爭，誰也不會怪誰。當然，人是不能沒有好壞的，一個好人和一個壞人在一件事情上發生紛爭，結果誰得誰失，正像冥冥中的主宰，可以決定全九裏的運命，……”
黃榮新坐在他叔父旁邊的凳上，熱心、誠懇而毫無成見，用一種坦然的態度盡可能幫助周俊。隻要遇到一個難以理解的題目，不管是一個人名、物名或者村落的名稱，都要使周俊能夠立即透切地加以了解，並且他是那樣善於忍耐和等待，隻要有一個適當的時候，他就對周俊作關於九裏的某種問題的珍重的說明。
雨下得更大了，天色都變成昏暗。周俊疲乏地傾聽著，在一種令人困倦的情調下繼續著和那紳士的談論。當周俊提出意見的時候，黃南青先生平靜地半聲不響，緊閉著嘴唇，合著雙眼，用叱退一切騷亂、驚擾的莊嚴的沉默，在那破爛的黑而發亮的安樂椅上象一具死屍似的靜靜地躺著。周俊的發言顯見瑣碎、繁冗而缺乏宗旨，從那紳士的議論中他隻得到關於九裏的一個難以理解的複雜的印象，這使他仿佛受了打擊似的感到一陣陣的頭昏。
周俊對黃南青先生提出了關於抗日的問題，黃南青先生仿佛已經厭煩了自己的說話，他像指點一個路人到河邊去喝水似的冷冷地說：
“我介紹你去找李孝良吧！李孝良，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人。組織抗敵會，減租減息，破壞橋梁等等的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如果日本人來了，……晤，也可以去問他，他是有辦法的。對付日本人比對付一個九裏人容易得多，日本人有時還可以騙一騙他，可是九裏人你就是要騙他也騙不了，所以我勸告你們新四軍的同誌，最要緊的是要和九裏人說真話，比方就減租減息來說，種田的人得到了利益之後和抗日有什麼關係？種田的人如果舒服了，九裏會不會造成旺盛的賭風？田裏是不是還有人去拔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