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注重鄉誼，團結協作。浙商出擊全國和世界，所到之處必集合同鄉，組織商會，以謀互助發展。浙江商會、溫州商會等同鄉組織，是浙商群體的凝聚中心，也是浙商在他鄉的利益代表。浙商靠著強大的經濟聯盟，個體之間在心理上高度認同，在感受上互有歸屬，在行為上彼此影響，大家共同占有資料，相互扶持、共謀發展，使得浙商群體成為“中國人氣最旺的財富製造商”。
1“利”字當頭之上的“抱團”
浙商善於發現、占領和拓展市場，但要在市場中最後獲取利潤，就必須要通過勞動分工。亞當·斯密在200年前提出了“勞動分工致富”原理，並說，分工的範圍是受市場的廣度製約的，有了一個廣大的市場，自然有人為圖利而去組織社會分工。這種組織社會分工的人就是企業家。浙商精神的另一個內在要素，就是在組織和擴大商業過程中分工合作的能力，有專家稱之為浙商的“抱團精神”。
浙江人在市場競爭中的“抱團精神”，是讓全國人民感受最深的一點。遍布全國各地的溫州村、義烏城、浙江街，沒有一種“抱團精神”作支撐，是不可想像的。正是有了這種“抱團精神”，才有了浙商發展過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譽和誠信。
浙江省內的5000多個專業市場和各地特色明顯的區域經濟，都是在有效的專業分工、合作，相互之間講究信譽和誠信的基礎上創建起來的。浙江名目繁多的各類小商品，大都是以優質底價在市場上獲得競爭力的。溫州打火機行業能徹底打敗日本、韓國的同類企業，靠的就是優質廉價。而這一點是怎麼做到的，就是因為無數家相關企業專業分工，產業配套，互信合作。
在浙江經濟發展過程中，浙江的金融業並不比其他省、市強，對企業的金融支持度並不比其他省、市大，甚至可以說，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並沒有獲得國家金融機構應有的大力支持。現代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沒有強有力的金融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來自於民間的強大的金融支持力。
熟悉浙江經濟的人都知道，在龐大的浙商群體內部，盛行著以私人資金拆借為表現形式的民間金融，被稱之為“圈子主義”和“商業信譽”。“向銀行貸款手續實在太麻煩了，在企業發展之初，銀行也不願貸款給我們。”這可能是所有浙商在談到金融時都會說的一句話。浙江商人在原始積累階段，是不會向銀行借錢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麼向親戚朋友借，要麼入商會，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測算，“十五”期間，浙江民間資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實際民間資本增加額加上潛在民間資本總量，約8300億左右。這部分資金就是全省可調動的民間資本。豐富的金融資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資相對較容易。據統計，浙江商人融資80%是靠民間借貸的。這80%的背後，沉甸甸地說明了浙商“抱團精神”的力量。
說到“抱團精神”，並不是浙江人的獨創，北有燕趙壯士，南有客家商人，在人們的印象中，比浙江人更加講究“抱團”。但浙商的“抱團精神”在現代經濟中能夠獲得成功，肯定有著它深厚而獨特的文化內涵。這裏除了“血緣”、“親緣”、“鄉緣”、“義字當頭”等共性以外，我們觀察到，浙商的“抱團”不是唯“緣”為是，更不會以“義”為大，不講商業原則；相反，浙商在“緣”、“義”的基礎上，更多的是考慮到“利”。他們用“利”來衡量這個“緣”和“義”的價值。
一句話，浙商的“抱團精神”，“利”字當頭，“緣”和“義”隻在其中而已。大家熟悉的李書福與兄弟之間分分合合的故事，是最為典型的例子。浙商之間的你辦廠我開店也好，產業鏈配套也好，相互之間的資金拆借也好，企業之間的股份合作也好，都是在“利”字當頭之上的“抱團”。這種“抱團精神”是浙商獨有的，是浙商崛起的重要秘訣。
2以項目為紐帶，聯手開拓市場
走近浙江商幫，我們會感受到一張無形的巨網，它像人體的毛細血管一樣遍布市場的每一個角落，這就是浙商精心編織的人際網絡和銷售網絡。在中國，甚至在海外，隻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浙江人，而隻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會形成類似軍隊的班、排、連、營、團、師、軍的完整建製。有實力的大老板就成為投資者，在當地建立一個浙江或溫州商城，實力較弱的老板就當攤主或堂主，沒有本錢的就當夥計，看鋪子、守攤位。總之，每個人都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由於網絡滲透到市場的每一個毛孔，一個信息、一個意念就可以迅速地從終端傳遞到總部，乃至四麵八方。樂百氏的老板曾經講，娃哈哈之所以能夠在競爭中勝出，甚至敢跟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國際巨頭叫板，就是靠網絡，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營銷戰略。
浙商之間的團結協作，更多的是以務實的態度，以項目等為紐帶，以實現共享、共贏，因而也更符合現代商業精神。最初，溫州商人以手工業為主要的謀生手段，如理發、補鞋、裁縫，一個個散兵遊勇候鳥般地南來北往。後來，他們發現各地時常會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紛紛開辟新的商場或商品集散地。每到這時，散兵遊勇們就聚到了一起，出謀出錢出力，一定要在競標中拔得頭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