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問題關乎事業興衰成敗，因為一切事業是要人去做的。大至治理國家，小至治理企業，盡管性質不同，而要繁榮昌盛，用人之道則是共同的。所以，中國曆史上許多政治家都有一條共同的經驗，叫做“得人者昌，失人者敗”。而晉商也說：“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獨不然！”綜觀晉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選擇、培養教育、獎懲激勵等方麵，他們建立了一套既嚴謹規範、又適於人才成長發展的用人機製。
1任人唯賢，避親不避鄉
晉商用人有一個普遍規矩：用鄉不用親。山西票號都有這樣的明文規定：“非本省同鄉不得入內”。這裏所說的鄉，可以小到同一個村，可以大到同一個省，但“非本省者”幾乎沒有。晉商“用鄉”並非僅僅限用“自己人”，而是“不用親”。從根本上杜絕了隻用“自己人”的弊端，為商號的穩健發展提供了保證。
比如，“三爺”不用，即少爺、舅爺、官爺不任用。不用舅爺，是為了避免在商號出現“外戚專權”；不用官爺，是為了防止商號被官化；不用少爺，究竟為何？子承父業天經地義，少爺做“接班人”順理成章，自古皆然，晉商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呢？不用少爺，同樣是為商號的根本利益考慮的。
少爺不一定就有經商的才幹，即使能勝任大掌櫃，在能力相同的情況下，依然選用外人。這並非對少爺不信任，而是必須恪守晉商商號的“組織原則”：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少爺本是“少東家”，是商號自然的所有者，如果再做大掌櫃，那所有權和經營者就合二為一了，其中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把親情關係加於商號管理、經營、用人等等諸事都會受“自己人”的掣肘，少爺還會把老爺的老一套照搬到商號內，導致商號缺乏應有的活力。當然，如果少爺真的才幹出眾，那用少爺“自東自掌”的例子在晉商中也有不少，但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的東夥製“組織原則”始終沒有錯。如果用少爺“自東自掌”了，身兼二任的他既是當然的東家，享有商號的所有權，又是掌握經營權的大掌櫃，本來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係，就變成了自己監督自己了。少爺手中的權力一旦失去了監督，那瀆職和“腐敗”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是獨資的商號，那少爺最有機會和條件成為商號的“土皇帝”了，誰能奈何之？商號隻能走自生自滅的不歸路了。如果商號是合資，那其他持商號銀股者，對少爺的行為能有多大的約束呢？他們除抽股、避免血本少受損失外，恐怕難以再有別的辦法了。
相對於“用親”，“用鄉”有很大的好處。“用鄉”雖非“自己人”，但也是知根知底的人。聘用同一個村，或鄰近幾個村裏的人，東家往往是“看著他們長大的”，不僅對其本人的一切情況了如指掌，而且還對其家庭，乃至祖宗三代都一清二楚，整體素質是用不著“麵試”和“政審”的。隻要用他做生意就行了。
“用鄉”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人製度。這也是從根本上保證商號利益的極為重要的製度。“使用之人，委之於事，向來輕用重托製，乃山西商號之通例，然經理同人，全須有殷實商保，倘有越軌行為，保證人負完全責任，須先棄抗辨權。將保證人與被保人之關係，如無特殊牽連，最不易找，倘保證人中途廢歇，或撤保，應速另找，否則有停職之虞。同人感於如此嚴厲，再受號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大德恒票號經理這番感慨，道出了“用鄉”、“輕用重托製”的核心內容：把夥計與東家用“連鎖關係”連在一起，與“賠東家不賠夥計”的分紅辦法，在一起就構成了責、權、利一體化的較為完備的東夥製。
東家始終是商號的所有者，夥計也一直是夥計。下至學徒，上至分號經理乃至總經理都是夥計，沒有擔保是不能用的。保人的擔保起防範作用，作保人必須與被保人為至親，或至友，能對被保人的一切“負完全責任”，這就是所謂的“特殊牽連”。這種牽連，必須是經濟上的和法理上的。被保人“倘有越軌行為”，保人就要“連坐”，欠銀子還銀子，損物品賠物品，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
任何企業，隻要能任人唯賢，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不徇情，不嫉賢，不分門戶，就能興旺發達。反之，以親疏劃線，任用無能親朋為伍，事業沒有不失敗的。晉商用地緣鄉情把人的責任感和創造性發揮出來並加以利用，從一方麵促進了商業經營的成功和輝煌。
2嚴以考察，敬以為用
晉商把對員工的培養教育看作關係到自身生存發展的大事，對於初選入行的夥計，他們要派遣資曆較深者或設立專門的機構進行係統的培訓，訓練的科目種類繁多，並製定了嚴格的考核辦法。
比如蔚豐厚票號駐外莊掌櫃李宏齡曾經建議總號設學堂，學業務，學外語，培養人才。他說：“自五口通商以來，明為中外兩益，實則開一商戰世界。各國通商，必須語言文字相通，方能便於辦事，國家所以設立學堂，實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齡認為票號“亦需培養人才，擇年少才美者數人，或送學堂學習三年，或同人公立學堂延請教習，俾各號各碼皆有一二通習各國語言文字之人，則不但華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況時局變動不測，萬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號，不較之攜賬而逃又高一籌乎！”
晉商很重視商業人才的選擇和使用，通過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斷事析理能力，並廣泛聽取他人的評判，以決定是否任用。在德行方麵要求職員重信義，除虛偽，節情欲，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喜辛苦，戒奢華。
在對人才日常行為考核內容上主要是要求員工必須奮發進取，節欲杜弊。如：不準在號內借款，不準攜帶家眷，不準相互送禮，不準搬弄是非，不準吸食鴉片，不準閑坐閑聊，不準向財東和掌櫃送禮，不準推諉包庇過失，不準結夥營私，不準不聽調動和指揮。違者將受到懲處或開除。經過測驗確實可用後，才分派各分號任事。
蔚豐厚票號駐外莊掌櫃李宏齡給總號的信中特別強調了對號夥的考核。他說，“故知人用人為整頓號事第一要義”，“認真察看則得人，不認真察看則不得人，全在乎日留心體察，臨時方可得人”。並且提出，對人的考核應與對頂身股的“加股減股”結合起來，根據其人的才具勞績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麵。隻有這樣，真有才幹的人才能奮興，各碼頭分號事業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則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當；用之不得當，則號安能得手！”所以頂身股的股份製度必須建立在選用賢才的基礎上，倘若憑私意任人唯親，讓庸碌之人進入號內，即使隻作一個普通夥友，最終也會導致不良後果的。這一點正是晉商特別謹慎的獨到之處。
經過嚴以考察，合格的人就會被敬以為用。晉商對經過審查合格進號工作的人稱“請進”，意在人才之請入，前途不可量。山西平遙的西裕成顏料鋪財東李箴視以伯樂之姿態尋找千裏馬雷履泰，後來二人合力創立日升昌票號的故事，一時成為美談，為後人津津樂道。
雷履泰是平遙縣龍躍村人，少年家境貧寒，在跳槽到西裕成之前，他住在平遙城內北門頭拐角寶房內，是個看寶盆的把式。看寶盆是寶房（賭博場所）的專業術語：當賭徒揭開寶盆（賭具容器）蓋，顯露出幾顆骰子上的點數，就要計算出賭銀輸贏的數額。
一日，西裕成老板李箴視心血來潮，到寶房看熱鬧。當寶盆揭開時，雷履泰脫口而出報出數額，其反應之快，讓李箴視大為驚歎。幾年後李箴視又在這個寶房與雷履泰相遇，看到他灑脫自如，氣度不凡，覺得這位“脫口秀”的同鄉很有潛力，便上前拱手相邀，把雷履泰請到了西裕成顏料鋪。
果然不出李箴視所料，雷履泰是個人才。他先是在北京、漢口分號擔任經理，又回到平遙總號做總經理，生意越做越紅火。這期間，李家的西裕成顏料莊開始發展為全國性的大商號。後來雷履泰向財主李箴視建議成立專門經營貨幣資本的金融機構——票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一，平遙城大街上掛出了“日升昌”的嶄新招牌。李氏和雷履泰等人都沒想到這一舉動，竟在中國近代金融界掀起一場“大革命”。晉商沿著“票號”登上了“天下第一商”的寶座。
3重金聘用，禮遇賢才
商號之間的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因此，晉商除自己培養人才以外，還不惜重金，從同業及各方麵聘用賢才。任用賢者，就要給賢者以應有的物質利益，賢者才樂意為財東服務。如果隻使用而不關心賢者的物質利益，或者論資排輩壓製賢者，賢者就可能辭退出號另謀他事。
山西票號在各號之間相互重金聘用或拉走人才的現象多有所見，而每一個被聘用拉走的人才都給另一方票號帶來了好處。這裏所說的重金，主要表現在頂身股的份額上。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號做事，協同慶票號特許頂身股4厘，把他從其昌德拉走。隨之派往蘭州、涼州分號管事，因經營有方，獲利豐厚，賬期又加頂身股2厘。後來其昌德資本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來，委以總經理，允頂身股1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