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是一群有著獨特政治嗅覺的群體，他們充分利用財勢，最大限度地影響高層決策，為經商創造有利的條件和環境。明清時期許多山西商人住宅屋頂上都可以看到兩個獸頭。據山西民間的說法，張嘴的龍代表官，閉嘴的龍代表商，官商結合的風氣可見一斑。晉商認為，要學會做大生意，先要學會做官生意！他們在大做官生意中，表現出了少有的機敏和非凡的智慧。在大獲其利的同時，也有效地保護了自身，並提升了家族乃至整個晉商的社會地位。
1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
官商結合是晉商崛起的關鍵。善做官的人，不一定會經商；能經商的人，肯定會做官。官場要權謀，市場求利益，相通又不相通。官員變成商人容易，但那必腐敗無疑；商人做官員也容易，其付出遠遠小於做商人所付出的艱辛和智謀。晉商是付出最多得到也是最多的商幫，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做成了自己焉能不“做大”？
明朝為了抵禦蒙古而設立區邊重鎮，這些兵馬的生活和需要造就了一個高額消費區，為晉商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原始動力和機遇，使他們做起了“政治生意”。清朝時以介休範永鬥為首的山西8大商賈一躍為顯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他商幫無法享受的特權，為晉商開創了獨步天下的局麵，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接受皇家權力的支派，並甘當附庸以獲巨利。
介休範氏每年要交納內務府皮張若幹，從此走上了皇商之路。他們一方麵繼續經營邊疆貿易，另一方麵深入國內市場進行綢布茶糧貿易。範氏還是大銅商和大鹽商。康熙時，範氏經內務府奏請，承擔了一部分販運洋銅的業務，而且在這一業務中占有相當比重，經常擁有洋銅船六七隻，成為洋銅商中的大戶，從中獲取了巨大利益。範氏在長蘆、河東鹽區資本相當可觀。
到了清朝的中後期，晉商達到了輝煌。他們充分利用官方的權勢，不失時機地取得“優惠政策”、“重點工程”和“大項目”，從中謀暴利，進而部分代官方“解餉”、運軍需、賑災，最後竟扮演起了國家銀行和財政部的角色。如果沒有與官方極為密切的關係，他們能得到這麼大這麼多的“肥差”嗎？隻有使自己的利益與官方的利益一致時，生意才能做下去，而且會越做越大，越做越順。
靠官維護，靠官謀利，官商合一，各取所需，在晉商中很普遍。能成為顯赫的皇商的，畢竟隻是個別，大多數晉商還是通過結交權臣及地方“父母官”，求得庇護，開展業務。1921年版《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中說：“考前清定例，凡屬公款在京則存戶部，在省則存藩庫，並無令存票莊之明義。所以存儲票莊者，官場與各莊老板來往之私人情耳。”那時，結交官場從而獲得巨大的利潤，這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成了普遍的公開的秘密。
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都極力拉攏王公大臣，最著名的，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慈禧太後的親信李蓮英，誌誠信結交兩廣總督葉銘琛，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曆任奧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慶親王和奧海關監督不止一家票莊招攬，票莊經理有時與督撫往來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趨，雖調任也與之同行。票莊與官員已到了誰也離不開誰的地步。
曾為晚清“中興名臣”的張之洞在未發達之前，囊中羞澀，買官無銀，在京借債無門之際，求到了協同慶票號門下。協同慶老板久聞張之洞大名，又從“大內”的“內線”得知，張之洞將有重用，官運會一路亨通，便慷慨答應借銀十萬兩，作為張之洞買官的費用。不久，張之洞果然榮任兩廣總督，他自然不會忘記報答協同慶的大恩，便把兩廣的官方財稅解彙全部交給了協同慶。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協同慶僅僅做兩廣這一筆“大業務”，就賺了上百萬兩銀子，還有什麼業務比做這種官生意更賺銀子呢？與協同慶票號類似，晉商各票號以經營官款為主，其中的秘密，恐怕隻有銀子才能說清楚了。
喬家大德通商號經理高鈺很擅長發官財。由於與當時的高官趙爾巽關係密切，所以，他總能從趙大人處拉來“大宗業務”。趙爾巽調到東北，高鈺追隨到東北拉業務；趙爾巽調回北京，高鈺也同來；趙爾巽後來調到四川，高鈺又跟到了四川拉業務，“大德通”幾乎成了趙爾巽的賬房。趙大人做官離不開大德通的銀子“做本錢”，大德通也靠趙大人手中的權力開展“業務”，獲取更多的銀子，如此雙贏，當然誰也離不開誰了。
高鈺除了拉這種“大宗業務”外，他還有通天的本領。在庚子“國難”之際，他竟能比官府還早就得到“兩宮西狩”的“特大喜訊”，並能把失魂落魄、落難如乞丐的“老佛爺”和“萬歲爺”迎進大德通票號“辦公室”臨時改成的“行宮”，還慷慨地借10萬兩銀子給從不向人伸手的“老佛爺”。身無分文的“老佛爺”除表示感激外，還把隨身帶的“西洋貢品”純金火車頭留下作為抵押，並龍顏大悅，對高鈺的效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兩宮回鑾”之後創辦大清銀行時，高鈺就被欽命為首任行長。至於“兩宮”對大德通的其他回報，完全可以想像得出。“高總”做官生意做到了極致，在當時很多晉商自愧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