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祁縣大德通票號收到的一封經濟情報信函，內稱：“再晉北及歸化、包頭糧米價平，白麥每斤合三十餘文，而口內大秋收至七八分。閏八月十四日夜，雨有四寸餘，此處冬麥亦下種。繁峙粟生雙粒，寧武穀秀三歧，真係豐收。……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被武衛軍兵搶劫，拿住三名，已有頭緒，雲雲”。此信函內容涉及到糧價、氣候、播種、收成、兵禍等，範圍很廣，晉商對情報的重視，可見一斑。
各商號把上至掌櫃下到夥友對信息情報的收集、整理以及運用的實績作為重要的人事考核內容之一，並作為授獎的一個條件，因此人人重視此項工作。
例如太穀曹家沈陽富生峻商號的掌櫃，有一年秋天回省探親，一路看到長勢喜人的紅高粱、不禁隨手折取幾根，竟發現莖內蛀蟲很多，當即斷定蟲災蔓延，豐收無望，行情必漲，遂打消回省念頭，折返沈陽，大批購進高粱。其他商號則被即將豐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拋售。屆至秋收，高粱產量銳減，行情陡漲，富生峻頓獲巨利。
晉商每每開拓市場並進而壟斷市場，無一不靠信息靈通。如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兩國政府簽訂了擴大通商的《恰克圖條約》，確定以恰克圖為通商之地。辟埠伊始，在庫倫駐足貿易的晉商得到信息，捷足先登，參與了市場的創建，從而獨霸恰克圖市場170餘年，使“恰克圖”由一個邊陲不毛之地發展成為對俄貿易中心，以及通往俄國腹地的貿易橋頭堡。
在及時掌握商業情報和市場信息後，晉商更善於綜合分析運用這些信息，隨時改變策略和籌劃對策，捕捉機遇和利用矛盾，根據變化了的法律政策和市場需求，隨時調整經營格局和出奇製勝，搞戰略經營、配套經營和服務經營。像“全麵出擊，重點向北”就是戰略經營的典範；“經營與票號共舉，經貿與鏢號同存”就體現了配套經營的戰略；到京城篩煤球、開飯館，到四川販夏布，到揚州販淮鹽，到長白山販人參，到湖南販茶葉，以及針對蒙、俄貿易的實際需要而把經營與學外語、學醫療結合起來等，更是補缺經營和服務經營的典型。
晉商就是通過上述管理辦法，不斷壯大發展起來的。在現代社會，投資做項目，更離不開調研。掌握充分的信息，認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從而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1998年，新希望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掛牌上市之後，劉永行適時地把自己的發展目標定位在：以飼料為主業的情況下保證主利潤中心的地位不動搖，然後爭取在一至兩個領域形成新的利潤增長點。
劉永行曾經對製藥行業前景看好，他準備在製藥上大幹一番。後來他並沒有去做，“我出資成為北京雙鶴藥業的第二大發起股東，是為了探索進軍製藥行業的可行性。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反複論證，我最終還是調整了創業目標，打消進軍製藥業的念頭。”
劉永行發現，製藥業盡管利潤豐厚，但製藥業也是競爭最為激烈的行業之一。他通過調查，得到了這樣一個數字，即被四川省列為擴張型企業的37家大型企業中，有20多家要介入製藥行業，況且很多企業在進軍製藥行業上都比自己有優勢。因此，他認為新希望還不具備進入製藥行業的優勢。劉永行果斷地作出決定，調整自己的目標。
當然，若以新希望集團的實力而言，若以劉永行的經營能力而言，如果他當初進軍製藥行業，相信新希望也能獲得成功。但劉永行和新希望追求的是更大的成功和更大的收獲。所以為了更大的成功，適時調整自己的創業目標實乃一種明智之舉。3晉商抓住機遇借勢而起的借鑒晉商借“開中法”走向發達之路，其實質就是借國家政策的大勢，順勢而作，順水行舟。經營者一定要跟對形勢，要研究政策，明了大勢，善借大勢。
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老板的成功經驗，我們會發現，他們能夠把政治因素當作經營環境中的首要因素，並最大程度地應用了政治資源，從國家政策中嗅出了商業機遇，很多都占了發展的先機，待別人覺醒過來急起直追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完成資本積累，闊步邁向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的行列。
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視察講話時曾經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年廣久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就這樣，政府通過保“傻子”，證明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性，樹立起了一個新生經濟形式——個體經濟的樣板。樣板的示範作用是巨大的，馬上就有一大批人迅速跟進。
1978年，哈爾濱呼蘭縣農民張宏偉領著一群農民進城包工程，開始了自己的創業。到1995年，他的東方集團在全球擁有33家公司，5000名雇員，個人財富數以億計。同年，農民出身的張果喜創辦了一個家具廠。第二年，他的上海家具廠逐漸發展起來，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江西果喜實業（集團）公司的前身。
張果喜經常說：“做企業要講政治！我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受益者。”“我們的企業在中國，就應該了解中國的國情，應該掌握我們國家每階段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握好企業的方向，所以我常講，企業家可以不從政，但不能不關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