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七月，徽州大商人程思山運了一批貨物到洛陽經銷，竟被盤踞在那裏的汝寧王所吞噬。這是王公貴族對商人利益的侵吞。明中葉，歙商汪士明行商，與僮仆同苦樂，被推為祭酒，仍免不了中貴人（宦官）加倍的搜括。這是宦官對商人的魚肉。徽州汪商在杭州收買幾千金的綾羅綢緞，前往川中發賣，途經荊州，按例納稅後，仍被關稅士兵額外加發單銀10兩，沒及時答應，竟遭毆打，還以“漏稅”之“罪”被沒收一半貨物。這是惡霸的荼毒。
無時不在的危機感迫使徽商不得不花大把的銀子去勾結、攀附那些達官顯貴，以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利益不受侵犯。然而，如果那些大官僚們稍有不測呢？徽商對他們的“前期投入”不僅血本無歸，甚至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為了長久之計，一些大徽商便通過捐輸的方式謀取“官商”的地位，使自己也晉升為封建統治階層的一分子。
然而，這種捐輸的數額極其龐大，一般本小的徽商難以承受。於是許多徽商就幹脆花錢買個官銜，稱為“捐官”。這樣的事例在徽州的宗譜、族譜中隨處可見。如果說在明朝前期，徽商們的這種如意算盤還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那麼到了明代中後期，朝廷實行的花錢買官的捐納製度卻使徽商的夢想變成了現實。
據說成化年間，太監張敏的侄子張苗把自己的全部家當捐給朝廷，明憲宗很是高興，隨口傳下旨意：“可授南京三品。”於是張苗就當上了南京通政使。張苗的例子一開，許多人便紛紛仿效，一時間四方白丁、商販、手藝人、革職之流，以及士大夫子弟，都想方設法巴結拉攏近侍內臣，進獻珍玩，並很快就能不經過吏部，直接獲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等官，當時人稱為“傳奉官”。
徽商有的是錢，不在乎捐官的區區小數。僑居揚州的徽商吳紹浣晚年就花錢捐了個道員的官銜；徽商汪士明在揚州做生意時也“輸粟”當上了中書舍人入直武英殿的官職；揚州大鹽商鮑誌道曾花錢捐過布政司理的官銜，其子鮑淑芳也“由太學生捐職員外郎”。
無論是赤裸裸的花錢買官，還是捐輸，都使得徽商由單純的商人變成了官商，正所謂既當了老板也當了官。官商是應當批判的，但是在當時，官商一體的特殊身份使徽商終於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一些低級官僚的敲詐勒索，從而保護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官僚的特殊身份還使得徽商從政府手中得到了種種特權。就拿鹽商來說，如果沒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後台，是很難在鹽業中立足的，在兩淮8個鹽業總商中，僅徽州的歙縣一縣就占了4個，其勢力之大，其他商幫豈可望其項背！
徽商在“取”“舍”之間用心良苦，這種化被動為主動的“捐輸”堪稱徽商精於“投資”的妙筆之作。徽商無不得意地稱之為：移家為國，庶幾不利為利乎！今天，這種“不利為利”對政府進行投機的方式是應當批判的，但是，當時徽商為營造良好的經商環境、創造商機而不惜巨資，卻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現在社會主義新時代，當代徽商與政治結緣有了新的形式。作為商人，再也不會受到政治勢力的壓迫，政府鼓勵人民守法經營，勤勞致富，做得好的還會得到政府的保護。中國第一商販經營“傻子瓜子”的年廣久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年廣久是安徽蕪湖人，上世紀70年代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年廣九在地下“偷偷摸摸”地發展瓜子事業。年廣久這樣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點鍾開始炒瓜子，一炒幾百斤，一氣幹到第二天早晨5點，洗洗臉，稍微睡一會。7點鍾左右又起來，開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點左右，人們下班時間到了，就出去偷偷地賣。下午再包，6點鍾人們下班時間再賣。如此循環往複。
年廣久的“傻子”頭銜也是此時落下的：人家買一包，他會另抓一把給人家，人家不要，他會硬往人家身上塞。當“傻子”的結果是，“我1976年的時候就賺了100萬。那時的100萬能抵得上現在的1個億啊！”想起當年的“壯舉”，年廣久有些感動。
100萬沒能夠讓年廣久滿足，看到市場需求的旺盛，年廣久想到了擴張。這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大地回春。年廣久這個大字不識一個的徽商後人看準了一件事，就決定將其做下去。“我相信鄧小平，相信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不會變。”年廣久說，“但是如果看準了機會不去抓住，不是虧了麼？”小作坊很快發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廠”，“紅火”一時。“錢都放在家裏，要的話就從抽屜裏拿，要多少取多少。”
100多人的私人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新中國絕對是個異類，風言風語紛至遝來。1983年底，有人把年廣九雇工問題反映到上麵。接著，在一次全國工商會議上，又有人提出年廣九雇工人數超過國家規定，對國營、集體商業形成不利影響，應該限製其發展……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個不成文的說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於是“年廣九是資本家複辟、是剝削”的說法開始傳播開來。
最後，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年廣久，並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視，將此事向鄧小平作了彙報。小小的“傻子瓜子”驚動了鄧小平，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最高領導人的直接點名保護，產生的能量無疑是巨大的。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並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從未見過如此巨獎的消費者，欲望一下被激發起來，3個月，傻子瓜子實現了利潤100萬元。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1987年底，蕪湖市對年廣九經濟問題開始立案偵察。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對年廣九案進行公開審理。年廣久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又一次保護了他。
“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時隔8年後，鄧小平“南方談話”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鄧小平的講話再一次讓年廣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廣九因經濟罪不成立而獲釋。
對於鄧小平，年廣九心中充滿感激，但他也認為鄧小平講話事出有因：“要不是我自己做出了貢獻，領導人會為我講話麼？他講‘傻子瓜子’，也不是對我一個人，他是對全國千千萬萬個‘傻子’講的！”
3現代企業必須學會政府公關
明清時期，徽商們以錢結官搞“錢勢之交”，借助政治勢力尋求經營方便，實屬無奈之舉。在現在文明開放自由的時代，商人再不需要花錢打點關係，但必須學會政府公關。
一個成功的企業，至少必須兼備兩種能力：一種是把做企業內部運營好的能力；另一種是政府公關能力，成功的政府公關可以讓企業的發展事半功倍。通過政府公關，企業可以為自己爭取到最有利的政策。政府靠企業給稅收，而企業則要靠政府給予寬鬆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