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新還對明代廣州外貿情況進行過研究。他把明代廣州對外貿易分為貢舶貿易和商舶貿易兩種形式，洪武至隆慶改元為貢舶貿易時期，隆慶改元後至明朝滅亡是商舶貿易時期。他認為明代廣州對外貿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加快了南洋的開發。
（4）關於寧波(明州)港的研究
寧波港位於中國大陸海岸線的中部，向上可達日本、朝鮮半島，向下可與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相連。但在20世紀前期與中期，學術界對於寧波港的研究並不多。1980年之後，研究寧波港的論著逐漸增多。特別進入21世紀後，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開展，對寧波港的研究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有力地推動了相關研究的開展。
在對寧波港的研究中，林士民的成果最為引人注目。他在一係列論著中，對寧波港的曆史變遷、寧波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作用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並且全麵介紹了寧波的考古發現與文物古跡。林浩概述了不同時期寧波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與特點。還有一些人則對寧波港的興衰原因進行過分析。例如，周百鳴認為，寧波港興盛的主要原因是港口腹地經濟的迅速發展、交通路線的開辟和暢通、商品經濟的活躍與海外貿易。張錦鵬認為，明州港的區位條件、海外貿易的發展、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近海市場擴張，導致了南宋時期明州港的興盛。周中夏認為，導致寧波港在進入清朝之後逐漸衰落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海禁和閉關政策的影響，二是商品、交通、口岸的變化和局限。
寧波的古代外貿管理機構，是學者們討論的一個重點。20世紀80年代初，林瑛比較詳細地考察了寧波外貿管理機構的演變曆史，從唐朝市舶司一直講到清朝海關行署。該文同時展示了寧波與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及歐洲廣泛的海外聯係。
忻鼎新、高漢玉等人探討過古代寧波的絲綢外貿曆史，認為宋元時期寧波輸往海外的絲綢種類多達20餘種，充分表明了寧波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性。林士民等人對寧波的外銷瓷器進行過專門的研究，為寧波瓷器外銷主要從唐代開始，到了宋元時期更加繁榮，經寧波港出口的瓷器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還有人認為，古代寧波港堪稱“瓷器之道”。
（5）關於福州港、月港等港口的研究
在過去的30年中，還有不少學者分別討論過與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相關的中國其他外貿港，特別是福建的貿易港口。例如，廖大珂專題研究了唐代福州的對外交通航線，認為唐代福州港雖不如廣州重要，但也比較興盛，從福州港出發，開辟了多條通往東南亞、南亞甚至阿拉伯的航線。此外，王鐵藩等人探討過古代福州的市舶管理機構，陳存洗根據出土文物研究過神州的海外貿易，肖忠生介紹了福州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遺跡，劉錫濤考察了福州的福船文化。
福建漳州的月港，也是古代的重要貿易港口。進入80年代，月港研究就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1982年冬，福建曆史學會廈門分會在廈門召開了月港研究學術討論會。1983年，學者們在會上提交的論文被收錄在《月港研究論文集》中。這部論文集還收錄了“近年來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文章，並選入新中國成立前和國外發表的有一定學術價值的文章”。中共龍溪地委宣傳部、福建曆史學會廈門分會：《月港研究論文集》，編後語，1983年，非正式出版。韓國磐為這部論文集寫了前言。可惜這部論文集沒有公開出版，影響不廣。
進入21世紀後，對於福建沿海外貿港口的研究更趨活躍。例如，唐曉對福建的古代海外貿易港口進行過全麵的分析，魏獻策將泉州港與福州港做了對比研究，徐曉望探討了明代的廈門港。這些成果預示著，對古代福建海外貿易港的研究將會更加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