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琉航路研究方麵，王文楚《明朝與琉球的海上航路》也是一篇考證極為精細的佳作，文章基本探明了明琉之間以泉州、福州為始發港的海上航路和沿途重要節點。文中對於以福州為起航港的航路研究尤其細致，根據作者研究，明代船舶出福州新港，經梅花所出海之後，在中國海域分為經小琉球和經彭嘉山兩路，前者又有3條航線，後者則包括了兩條航線。
20世紀90年代，中朝之間古代航路研究得到進一步深化。以下選擇代表性成果進行介紹：
金健人的文章《中國江南與韓國的史前海路》介紹了1997年6-7月中韓跨海竹筏漂流探險的結果，竹筏漂流探險隊於6月15日從浙江舟山朱家尖出發，7月8日漂抵韓國仁川港，曆時24天。根據漂流結果，金健人認為，中國江南與朝鮮半島的海上往來應該始於4000年前。
樊文禮的《登州與唐代的海上交通》一文論述了唐代登州及其海上航路。文章言及，登州的出海口除了蓬萊港，還包括今天榮成境內的成山、赤山浦，等等。唐代登州航線向東連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向北到達遼東半島都裏鎮，向南到達海州(連雲港)、楚州(淮安)、杭州、明州等地。樊文禮認為，唐玄宗時期以後登州在海上交通上的地位逐漸下降，原因之一是，登州不位於當時國際海上貿易的主要通道，並且與內地交通不便。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安史之亂以後登州乃至整個中國北方經濟的衰退。
孫光圻的《公元8-9世紀新羅與唐的海上交通》一文指出，唐與新羅之間的海上交通路線可以分為三條：其一是北路航線，從遼寧沿海抵達朝鮮西岸。其二是中路航線，從山東登州、萊州和密州沿海出發，向東直航至朝鮮半島西岸，出海口分布於文登、牟平、諸城以及膠州灣西北岸等地。張保皋主持新唐航海貿易期間，雙方海上交通多取中路航線。其三是南路航線，從我國江浙地區的海州、楚州和明州沿海直趨朝鮮半島西南岸，這條航線形成於唐代，興盛於公元10世紀以後。
祁慶富的論文《宋代奉使高麗考》係統梳理了宋朝曆次遣使出訪高麗的曆史經緯，文章中的宋朝曆代奉使高麗一覽表中列舉有宋使前往高麗的路線，可以與王文楚的論文相互對照。
陳尚勝的論文《明朝初期與朝鮮海上交通考》探討了明初中朝雙方海路往來路線的變化。作者認為，洪武初年中朝官方主要利用長江口-禮成江口(朝鮮西海岸中部)黃海路線進行海上往返，太倉是這條路線的中國樞紐港。後來出於安全性的考慮，改由遼東橫渡渤海至登州上陸。
該時期，有關中琉之間航路曆史變遷的文章有楊國楨的《明代閩南通琉球航路史事鉤沉》。這篇論文對明代閩南通琉球航路問題做了進一步探討。文章依據明抄本《順風相送》指出明代成化之前中琉官方封貢往來航路為：“即自泉州出發，從北太武(在浯州嶼，即大金門島)發舶放洋，回程抵福州閩江口外之定海千戶所。”同時指出，成化以後福建市舶司由泉州移往福州，這條官方貢道變為閩南民間通日本的航路，其樞紐港雖然轉為月港，路線仍然大抵沿襲泉州出洋水道。
2000年以來，我國學界關於古代東亞海上航路的研究成果並無顯著增加。其中，孫光圻著作《中國古代航海史》最具學術分量，該書不少章節論及古代東亞海上交通路線，有助於研究者係統把握東亞航路的曆史變遷。孫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另外，樊文禮的論文《唐代“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變遷與赤山法華院的形成》對唐羅海上交通路線做了進一步探討，文章指出，唐代前期赴朝鮮半島的航路，是以登州北部蓬萊、黃縣的出海口為起點，沿廟島群島、遼東半島和朝鮮西海岸的近海海麵延伸。而後期則從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境內的出海口出發，直渡黃海，抵達朝鮮半島。樊文禮：《唐代“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變遷與赤山法華院的形成》，《中國曆史地理論叢》2005年第2輯。孫泓《東北亞海上交通道路的形成和發展》一文，將東北亞海上交通路線分為5條：（1）寧波-韓國、日本；（2）揚州、連雲港-韓國；（3）山東登州-朝鮮、日本；（4）大連、丹東-朝鮮半島西海岸、日本；（5）圖們江濱海地區-朝鮮、日本。文章還對各條路線的變遷進行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