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海上航路研究
東亞“海上絲綢之路”海上航線連接中國、日本、韓國和朝鮮，縱橫貫穿渤海、黃海、東海、日本海，甚至穿越日本列島和琉球群島東南緣的太平洋海域。事實上，港口與航路是海上交通網絡中的點與線的關係，上文羅舉的港口研究成果中大多涉及海上航路，對於這部分業已包含於港口研究之內的航路論述，這裏就不另做贅述了。
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學界有關古代東亞海上航路的認知，主要參考國外既有成果，基於獨創性研究而形成的獨立見解比較匱乏。早期成果中，20世紀30年代金毓黻關於唐代渤海國與日本之間通使貿易的港口及海上航線的論述最值得關注，金毓黻在其《渤海國誌長編》卷14《地理考·交通五道》言及：“大抵渤海使臣赴日本之途徑，自首都南出，取道今之哈爾巴嶺(在今延吉縣境)。東轉而至龍原府。又琿春附近之樸西得灣，似為當日出航之港。考其使航之所向，嚐止於日本能登、加賀等郡，由是更北而止於出羽、佐渡諸港焉。”金毓黻：《渤海國誌長編》卷14《地理考·交通五道》，遼陽金氏華山館鉛印本，1934年；此外，該書輯錄的唐代渤海國對日航路的文獻迄今仍是這一專題研究必備的基礎資料。
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學界關於東亞海上航路的文獻考證研究以及原創性探討開始增多。兩篇文章，以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對早期東亞海上交通的變遷進行了重新詮釋。有關曆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和樞紐港，陳炎論文雖未進行詳盡考證，但提出了一些精當的論斷，例如：論文認為，唐以前絲綢外輸的東海航線以山東半島渤海灣內海港為起航地，向朝鮮、日本延伸，以後這條航線的中國瀕海航路向南擴展至揚州，但貿易港尚未固定。唐宋時期，東海航線分北線、南線，北線海港以登州、萊州為主，南線海港以揚州、楚州、蘇州和明州為主，南線航路可直接越海東渡日本。
20世紀80年代初，王俠根據金毓黻《渤海國誌長編》中輯錄中日古代文獻，結合考古學及曆史地理學調查資料，對唐代渤海國對日交流港口和航線進行了較為周詳的探討。根據王俠論文，唐渤海國對日貿易使團的起航港口為波謝特灣裏的毛口崴(克拉斯基諾)。渤海國與日本之間的海路共有三條：其一為北線，從波謝特灣出發，向東南橫渡日本海，在日本本州中部的能登、加賀(今福井、石川)一帶登陸；其二為築紫線，從波謝特灣起航，沿朝鮮半島東海岸南下，抵日本築紫(今九州北部福岡一帶)海濱上岸；其三為南海府線，從渤海國南海府(今朝鮮北部新昌)沿朝鮮東海岸南行，經過對馬海峽至築紫。其中，渤海貿易使團常用北線。
同時期，王文楚的論文《兩宋和高麗海上航路初探》考證了宋代以登州、明州為始發港前往高麗的海上航路。文章指出，宋與高麗之間的海路分為南、北兩線，北線由登州東航至朝鮮甕津，南線從明州北航至朝鮮禮成江碧瀾亭。北宋熙寧以後，宋麗海上交通由北線移至南線，宋朝對高麗往來門戶也由登州改換為明州。論文根據《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對明州至禮成江碧瀾亭的航路及其經行地點進行了精詳的考證。此外，這篇文章還提出，北路航線有一條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通往高麗的支線，而南路航線則有兩條分別以長江口江陰和福建泉州出發前往高麗的支線。王文楚：《兩宋和高麗海上航路初探》，《文史》第12輯，1981年。
1985年，劉成的論文《唐宋時代登州港海上航線初探》指出，唐代登州港向外延伸兩條航上航線：一由登州經渤海、高麗至日本；一由登州經楚州、揚州至我國南方諸港。文章根據《新唐書·地理誌》，同時參考吳承誌的《唐賈耽記入邊州四夷道裏考實》等後代文獻，詳細考證了登州經渤海灣口、遼東半島東岸、鴨綠江口，再分至朝鮮西海岸中部唐恩浦口和渤海國泊汋口的航路。關於北宋登州航線的狀況，文章強調，北宋登州通朝鮮航線不再繞道遼東，而是由登州芝罘港直渡黃海到達朝鮮甕津口。此外，登州還是北宋與女真通交的要津，其航線與唐代登州至渤海國航線相同。
此外，馮漢鏞的《宋代國內海道考》值得關注。該文是一篇有關宋代國內海上航路的高質量學術論文。本文雖然側重國內航線的考證，但文中論述的長江口外海道、錢塘江外海道、閩江口外海道、黃淮以北海道以及明州、溫州、福州、泉州、登州、萊州諸港聯結的海航網絡，與宋代對日、韓海上貿易關係密切，故而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馮漢鏞：《宋代國內海道考》，《文史》第26輯，1986年。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20世紀80年代為止，關於古代中日之間航路的探討，由於日本學界的既有研究已經細致入微、麵麵俱到，故而在遣唐使來華航線、宋日貿易路線、倭寇經行海路等較大專題上已經難有更新與突破。盡管如此，我國研究者仍在特定時代局域航路的論考上得出了一些新見，例如陳自強的《略論明代中後期福建的對日交通》一文指出，明代中後期福建對日航海貿易港口有月港、安平港、長樂港和廈門港。關於明代閩人赴日航線，文章提出，16世紀之前或取道朝鮮半島近海，或經浙江寧波直渡，16世紀以後開辟了經台灣海峽和琉球群島赴日的新航線，其中廈門經基隆直趨日本長崎的航線尤為令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