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研究回顧東亞“海上絲綢之路”聯結的空間範圍涉及中國、日本、韓國和朝鮮，其研究內容首先包括與“海上絲綢之路”概念關係最為密切的港口、海上航線、航海貿易、市舶管理、船舶技術等方麵，同時也包括曆史上東亞諸國通過海上航路開展的文化交流、政治往來、人員移動等諸多課題。
我國學界於20世紀80年代初才正式提出“海上絲綢之路”概念，但此前有關古代東亞海交史和航海史的研究，均可視為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先聲。早在20世紀上半葉，我國就有學者對東亞海交史進行了探索，成果主要集中於中日交通史板。在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30年中，我國學界東亞海交史和航海史研究進展十分緩慢，但仍出現了一些有關古代中日韓海上貿易、文化交流以及港航變遷等方麵的著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時期我國東北、華北以及華東沿海地區涉及港口、船舶、對外貿易的考古發現，為日後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推進積蓄了寶貴的學術資源。
20世紀90年代初，陳炎《略論海上“絲綢之路”》一文對於“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的確立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影響深遠。關於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現和演變，該文認為，我國的絲綢成品以及養蠶、絲織技術早在周秦時期就已從海路傳播到朝鮮，到漢代又經由朝鮮傳到日本。論文還特別指出，絲綢從海上東傳朝鮮、日本的路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一條航線。陳炎的另一篇論文《東海絲綢之路初探——唐代以前的東海航路和絲綢外傳》，以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對早期東亞海上交通發展曆程進行了重新詮釋，文章著重論述了唐以前曆代絲綢通過海路外銷朝鮮、日本的曆史狀況。
另外，論及東亞的海交史宏觀研究成果中，林文明的論文《中國海外交通史分期問題的探討》也很值得關注。文章將我國海外交通史分為4個曆史時期，並且概括了各個時期我國海外交通的曆史特點。文中對於東亞海上交通演變脈絡的總結十分精當：第一個時期——先秦時期是我國海外交通的興起時期，這時期我國與朝鮮、日本應該已有海上往來。到了第二個時期——秦漢六朝時期，首先，秦武力統一六國之際，燕、齊、越等地向海外避亂移民，促進了東亞海上交通的發展，此外，徐福船隊入海求仙航行則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海外交通盛舉。兩漢至六朝時期，我國海外交通分為南北兩條航線，北航線通往朝鮮、日本，南航線由中國南海延伸至印度洋沿岸。第三個時期自隋代起，經過唐、五代、宋、元至明初。這時期我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得到長足發展，曆代王朝在沿海重要口岸建立市舶管理機構，廣州、泉州成為通往南洋的門戶，明州則是往來日本、朝鮮的樞紐。第四個時期從明代中葉起至1949年，是中國海外交通的中衰時期。明清政府禁海遷界、西方殖民者和倭寇的侵擾，都對中國海外交通產生了破壞性影響。
第五章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步入繁榮時期。一批具有海外留學或訪學經曆的研究者，為這一領域帶來了莫大活力。海內外學者聯合編撰係列論著，共同舉辦學術會議，頻繁的交流活動使我國學者在開闊研究視野、構建學術規範、創新理論方法等方麵獲益良多。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國外學界關於東亞海域交流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顯著進展，鬆浦章、村井章介、榎本涉、山內晉次等學者的相關論著受到我國學界的廣泛關注與引介，國內外學界良性互動的廣度和深度日漸加強。
近年，在本領域的宏觀探索方麵，王勇、韓昇、葛兆光等學者提出的論見值得特別關注。王勇認為，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在內容、形式、影響等方麵均具有特殊性，與中西交流偏重物質文明不同，東亞文化交流的核心在於精神文明的傳播，書籍是精神文明的載體，因此，較之“絲綢之路”概念，“書籍之路”更能貼切地概括東亞文化交流的模式。韓昇強調，東亞自古就是一個緊密聯係的整體，古代中日關係、中朝關係和日朝關係三者相互聯動，無法割裂開來進行考察。就東亞文化的傳播路線而言，朝鮮半島的中轉作用不容忽視。另外，葛兆光《從“西域”到“東海”——一個新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問題》一文，也對當下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具有啟示意義。文章指出，東亞海域與地中海、西域一樣，是一個“文明交錯的空間”。自從唐宋兩代陸上絲綢之路被北方民族政權阻絕，宋代逐漸將重心移往東南之後，“東海”逐漸取代“西域”，成為元明以後中國更重要的對外交流空間。文中更值得關注的一個論點是：與地中海和西域逐漸“由異而同”的曆史發展走向不同，東亞海域周邊的各個區域則由共享曆史傳統轉向彼此文化疏離，而且這種趨勢隨著新航路開辟帶來的西方因素的介入而更為加劇。葛兆光文章雖未言及“海上絲綢之路”概念，但他關於“東海”曆史世界的宏觀解讀，促使學界進一步思考東亞海上絲綢之路對於整個歐亞大陸東端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格局演變的曆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