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悠久，文明熣燦，擁有豐富的曆史文化遺產，而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曆史文化遺產則是其中非常獨特的一種。早在1992年，泉州就著手策劃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了。2001年，泉州啟動了“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工作。
幾乎與此同時，廣州、寧波等城市也著手進行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從2000年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組成了“海上絲綢之路專家考察團”到有關港口進行調研，撰寫了《應當重視“海上絲綢之路”開發》的建議。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還成立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並且組成了由黃啟臣負責的寫作班子，著手編纂《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黃啟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序二。此書於2003年正式出版。2002年2月10日，顧澗清在《廣州日報》上發表了《海上絲綢之路應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文章。廣東省有關部門還專門設立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作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特別委托項目。
寧波市人民政府也十分重視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於2003年成立了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領導小組，並且設立了專門的辦公室。2006年，由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及寧波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主編的《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此後，揚州、蓬萊、湛江、漳州等中國沿海城市也紛紛以不同的形式開展了“海絲申遺”的工作。
“海絲申遺”提出後，各地的熱情很高，但缺乏相互之間的合作。倡導並參與廣東“海絲申遺”工作的顧澗清這樣寫道：“2002年，我在廣州市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工作期間，就曾經為聯合研究和申報海上絲路文化遺存事宜，專門考察和積極聯係過浙江的寧波、江蘇的連雲港、福建的泉州和廣西的北海等地，當時的意向和認同程度不一，有的地方還為單獨申報做了大量工作。”在這種背景下，由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等單位舉辦的“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1年12月8-10日在寧波召開，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通過了《寧波共識》，呼籲廣州、寧波、泉州等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城市聯合進行“海絲申遺”。《寧波共識》共有五條，分別是：(1)“麵向21世紀，在建構海洋文明和中國進入WTO的曆史潮流中，大力弘揚源遠流長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是曆史的機遇和時代的選擇”。(2)“觀照中國3萬多公裏海岸線上珠串似的商港，在不同時期都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著名港口，它們以其獨有的價值，成為‘海上絲路’上的璀璨明珠。滄海桑田，經過自然和社會淘選，不少港口已經消失或雖尤在而卻失去了昔時的顯赫地位。留存下來的，其中影響大，曆時長，迄今仍起開放港口作用，且有史可考，豐富遺跡可尋且保護完好的，在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當推廣州，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當推寧波，介於兩都之間，則為泉州”。(3)“寧波曆史悠久，文化昌盛，從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時期進行的我國最早水上活動，到唐宋以來躋身中國著名港口之列，直至當代正在建設中的洋洋東方大港，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源遠流長，經久不衰”，寧波“無愧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和興盛港之一”。(4)“廣州、寧波、泉州同是國家級曆史文化名城，作為港城都具有濃厚了文化底蘊和巨大的發展潛力，……鑒於目前三城市在‘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方麵態勢良好，因此，本次會議建議待條件成熟之後，由廣州、寧波、泉州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擬以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是適宜的”。(5)“出席研討會的中外學者將繼續願意通過各種有效途徑，為寧波深入開展‘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學術等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盡可能的幫助”。
《寧波共識》之後，不僅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城市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及可行性，而且，各相關城市的政府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2009年4月，“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在無錫舉行，論壇確定將泉州、廣州、寧波、揚州、蓬萊五城市作為“海絲申遺”的城市。這樣，中國的“海絲申遺”工作就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港口城市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目前，這項工作正在進行之中。
進入21世紀後，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各港口城市通過“海絲申遺”而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過程中，從而成為推動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蓬勃開展的強勁力量。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各城市政府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具體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資助相關研究，二是舉辦不同形式的學術研討會，三是資助出版研究著作。現在，中國大陸幾乎每年都有若幹個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大型學術研討會。
學者及地方政府普遍認識到，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廣州、登州、揚州、泉州、寧波等港口城市都曾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任何一座港口城市都無法代表整個海上絲綢之路。目前有些學者所爭論的是，中國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始發港是哪裏。主要觀點有三種。第一種認為是廣西合浦，第二種認為是廣東雷州半島上的徐聞，第三種認為是廣東番禺（廣州）。2004年12月，廣西有關部門還舉辦過規模較大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北海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多方論證廣西合浦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始發港。不過，持另外兩種觀點的學者也很多。我們認為，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應當放寬視野，實事求是，而不能囿於地方的局限。
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中國海洋考古學的建立與發展，不僅為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依據，而且，還通過大眾傳媒使全社會普遍關注海上絲綢之路。
20世紀60年代，海洋考古學在西方形成。1983年，荷蘭商人哈契爾(Michael Hatecher)在中國南海海域打撈起一艘1643年前後沉沒的中國帆船，先後獲得27000多件中國瓷器，並且成功地在國際上以高價拍出。1985年，他又發現了1752年沉沒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貨船“蓋爾德麻爾森號”，發現大量瓷器、黃金，還有包括鐵炮在內的其他文物。1986年，在國際上著名的拍賣行佳士德拍賣行的主持下，這艘沉船上的文物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進行拍賣。“約5000人前來競拍，世界各地通過電訊的出價者約10萬人次，拍賣成交的總金額達1000萬英鎊。對哈契爾及其同事來說，它是成功的頂點。對創建於1766年的佳士得拍賣行來說，它也是兩百餘年來經營的頂點。這九個月，阿姆斯特丹掀起了‘哈契爾熱’，拍賣的所在地希爾頓飯店出現了‘哈契爾雞尾酒’。同時，哈契爾的驚人發現，超越了拍賣行，擴展到了藝術界和學術界，以至其影響及於普通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