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提出的“絲綢之路”概念，本來是指中國通向西方的陸上交通線。後來，有西方學者進一步提出，中國通往西方的海上航線也應屬於絲綢之路。法國學者沙畹在1913年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講到“東羅馬之遣使西突厥”時寫道：“中國之絲絹貿易，昔為亞洲之一重要商業，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為出康居(Sogdiane)之一道。其一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而以婆廬羯泚為要港。”這樣，“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已呼之欲出。後來法國印度學家和梵文學家讓·菲利奧劄(Jean Fillozat，1906-1982年)於1956年在《印度的對外關係學》一書中，以很大的篇幅研究了“海上絲綢之路”。
正如近代許多學術詞彙是從西方經日本最後傳播到中國一樣，“海上絲綢之路”概念也是在傳入日本之後再出現在中國的。196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絲綢之路》中專門討論了“海上絲綢之路”。1974年，香港學者饒宗頤在《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交通》(《“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4分，1974年)中討論了中國絲綢經海陸兩路向西方運銷的問題，並且寫道：“海道的絲路是以廣州為轉口中心。近可至交州，遠則及印度。”
1981年，大陸至少有兩個人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一個是陳炎，他於1981年5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學術研討會提出了這個概念。不過，陳炎的文章《略論海上絲綢之路》首次公開發表於1982年第3期的《曆史研究》上。另一個人是朱少偉，他在1981年12月25日出版的《曆史知識》第6期上發表了《海上絲綢之路》一文，指出：“不少人或許不知道，在古代還有一條與橫跨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相並行的海上商路，這就是我國通往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通道。”這篇文章根據《漢書·地理誌》的記載，認為漢武帝時期開始了“探索遠洋航線活動”，“在漢代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海上航線就開始溝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便也初步形成”；“在漢代之後，‘海上絲綢之路’日趨繁榮，並漸漸從東印度洋延伸到了西印度洋”，唐朝時“我國海船已將絲織品等貨物運送到了可拉伯半島”；“到了宋代，隨著指南針的應用於航海，‘海上絲綢之路’更加活躍，……我國的海船在當時已經能夠載著絲綢、瓷器和茶葉，橫越印度洋出阿拉伯，抵達勿斯裏(埃及)、弼芭羅(索馬裏)、昆侖層期(坦桑尼亞)等國家”。對於唐宋以後的海上絲綢之路，這篇文章隻是一筆帶過：“元代和明代，航海業也相當的發展，尤其是明代鄭和七次大規模的遠洋航行，更是在中外海上交通史上寫下了最光輝的一頁。”這是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沒有講到中國通往日本及朝鮮半島的東方航線，也沒有提及清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文章最後還出現了這樣的文字：“在近現代，有不少外國專家和學者，悉心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曆史作用和意義。1980年，日本早稻田大學籌備派遣一個以櫻井清彥教授為團長的大型調查團，赴埃及福斯塔特了解有關‘海上絲綢之路’的情況。”顯然，這篇文章受到了日本學者的影響。但我們不清楚朱少偉與陳炎之間是否受到相互的影響。第二年，朱少偉又發表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海洋》1982年第3期)一文，再次敘述了其《海上絲綢之路》一文中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