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大陸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階段，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研究隨之複興，並且迅速繁榮。在“文革”結束後的初期，學術的繁榮與學術團體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
1979年4月，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在泉州成立，朱傑勤被推舉為首任會長，田汝康為副會長，林文明為秘書長。
1981年5月，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在廈門大學成立，推舉宦鄉為名譽理事長，孫毓棠為理事長，韓振華、姚楠為副理事長，馬雍為秘書長。在討論學會的組織方案和章程時，決定按專業分為四個小組，“第一組的研究範圍為東北亞方麵，第二組為東南亞、非洲、大洋洲、美洲、海上交通等方麵，第三組為中亞、南亞、歐洲、陸路交通等方麵。可見這個學會自成立之日起，就將海上絲綢之路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1985年，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編輯出版了《中外關係史論叢》第1輯。
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和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所研究的內容，都與海上絲綢之路直接相關。這兩個全國性學術團體成立後，不斷組織召開學術會議，出版了大量的學術成果，對於營造學術氛圍、交流學術成果、促進學術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1981年中國大陸還成立了航海史研究會，作為“中國航海學會下設的工作機構”，並且編輯出版會刊《船史研究》。稍後，又成立了南京鄭和研究會等學會，出版了《鄭和研究》等刊物。這些學術團體及學術刊物，都與海上絲綢的研究密切相關。
在80年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一個重要變化是“中外交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概念被“中外關係史”所取代。由於受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外交通史”或“中西交通史”的概念在中國逐漸流行起來，並且在1930年左右成為被學者們普遍認可的學科名稱。不過，當時朱希祖等人還提出過“中外關係史”的概念，但沒有引起別人的重視。“直到70年代下半期，我國史學界才正式啟用‘中外關係史’這一名稱。”而“中外關係史”學科體係的創立，“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朱傑勤先生”。朱傑勤等人認為“中外關係史”一詞作為學科名稱，比“中外交通史”或“中西交通史”更具有“概括性和科學性”。朱傑勤曾寫道：“中外或中西交通史一詞容易使人認為隻限於水陸交通方麵。並不包括兩國之間的戰爭關係及和平關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重點。而且今天國際關係越來越複雜，不是和平，就是戰爭，交通問題隻是國際關係中一個側麵而已。中西關係史或中西交通一詞，如果僅以中國和歐洲的關係為研究對象，未嚐不可采用，但如包括亞洲和非洲等國而相提並論，就會使人發生誤解。我們認為還是用中外關係史作為學科的專有名詞，就比較名實相符，有概括性和科學性。”1982年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的成立，標誌著這個學科名稱的確立。
中國古代的對外關係，從交通路線上來說，可以分為陸上交通和海上交通；海上交通就是海上絲綢之路，這樣，進入80年代後，海上絲綢之路就成了“中外關係史”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就在“中外關係史”這一學科名稱被確實的同時，“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概念也開始在大陸學術界出現。
第四章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繁榮階段(1978-2000年)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的是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ofen，1833-1905年)。從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為基地，到過廣東、江西、湖南、浙江、山西、山東、陝西、甘肅、四川、內蒙古等省份，“是第一位對中國地質進行係統研究的地質學家，為中國地質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877年，李希霍芬出版了名作《中國》(China)。該書除了研究中國地質、提出中國黃土“風成論”外，還在第一卷第十章“中國與中亞南部和西部諸民族的交通往來之發展”中，專題考察了中國與中亞的交通路線。李希霍芬“時而把這條路稱為‘駝隊之路’(die Caravanstrasse)，時而稱之為‘貿易之路’(die Handelsstrasse)，並且一再強調指出，沿這條‘駝隊之路’或‘貿易之路’販運的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中國特產的繒帛。作者在敘述到公元2世紀托勒密(Ptolemaeus)撰述的《地理誌》轉錄時代更早的地理學家馬裏奴斯(Marinus)有關東西貿易絲綢記載的時候，明確提出了‘絲綢之路’(die Seidenstrasse)這一名稱”；1910年，德國學者赫爾曼(Albert Herrmann)發表了一部題為《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的著作，將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國到中亞的絲綢之路向西延伸到敘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