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諸多學者中，有兩位特別突出，一位是方豪，另一位是全漢昇。方豪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版了《中西交通史》(1953-1954年)、《中國天主教人物傳》(1967-1973年)等論著。1969年，他自己刊印了《方豪六十自定稿》。這些論著的內容，都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不過，方豪的研究成果，在大陸長期不為人所知。1987年，嶽麓書社出版了方豪的《中西交通史》。1988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方豪的《中國天主教人物傳》。《方豪六十自定稿》雖然沒有在大陸出版過，但此書通過種種渠道在學者中間流傳。方豪的這些著作，對於推動大陸自80年代起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方豪的《中西交通史》，韓琦在《重讀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寫道：“方豪的時代盡管已經過去，但他的論著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全漢昇是在1949年之前即以研究中國經濟史而著名的學者，到了台灣後，致力於中國海外貿易史的研究，特別是16世紀美洲白銀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流入中國問題的研究。自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他在《“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的論文就有《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明中葉後中國黃金的輸出貿易》、《明中葉後中日間的絲銀貿易》、《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略論十七八世紀的中荷貿易》、《再論十七八世紀的中荷貿易》、《略談近代早期中菲貿易史料：〈菲律賓群島〉——以美洲白銀與中國絲綢貿易為例》、《明清間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估計》等。201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全漢昇的《中國經濟史研究》。
台灣其他學者也對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徐玉虎的《鄭和下西洋航海圖考》和《鄭和時代航海術語與名詞之詮釋》收入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最後一篇文章，被認為是繼60年代向達之後“關於鄭和下西洋航行路線研究的長篇力作”。王天友、萬明：《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
在中國與歐洲早期關係史研究中，曹永和與賴永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另外，他還寫過一篇十分獨特的文章《歐洲古地圖上之台灣》，很值得一讀。1979年，台北的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曹永和的《台灣早期曆史研究》一書，收錄了上述這些文章。2000年，台北的聯經出版公司又推出了曹永和的《台灣早期曆史研究續集》和《中國海洋史論集》兩部著作。
賴永祥的研究重點是英國與台灣的曆史關係，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台灣鄭氏政權的貿易關係，以英國東印度公司所保存的檔案資料為依據，全麵考察了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鄭氏政權之間的貿易關係。該文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台灣鄭氏政權之間的關係，“起自康熙九年(1670年)英船班丹號抵台時，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鄭氏降清時為止。英人來台係應鄭經之邀請而來者，鄭氏為求通洋之利及軍火之援助，英人則計劃在台設立基地，以之作中日菲歐南海間之中介貿易，進而企圖與中國日本直接貿易”。文章介紹了雙方的貿易商品、具體的貿易船隻，分析了影響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鄭氏政權之間貿易關係的種種因素，附帶指出，向達等人在英國所見到的永曆大統曆，實際上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台灣帶去的。賴永祥主要著作有《十七世紀台灣英國貿易史料》(1959年)、《台灣史研究(初集)》(1970年)等。
對於古代中日關係史，台灣學者也有不少研究。等研究中日關係的文章外，還發表過研究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曆史關係的不少文章，如《朝鮮壬辰倭禍與李如鬆之東征》(《“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明季朝鮮“倭禍”與“中原奸人”》(《“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朝鮮實錄中所見之中韓文化關係》等。稍後關於中國與朝鮮半島海上往來的主要文章有宋晞的《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
此外，還可以列舉一些很有特色的文章，如李光濤的《記清代的暹羅國表文》、陳學霖的《記明代外番入貢中國之華籍使事》等。在《記明代外番入貢中國之華籍使事》一文中，作者指出：“明代外夷之以華人充入貢使事，東有日本、琉球；南有暹羅、真臘、爪哇等國。”文章在考察了宋素卿、謝文彬、洪茂仔等充當外國貢使的華人事跡後，認為“諸華籍使事，除極少數人外，餘皆流品複雜，無甚教養者”，他們成為外夷的貢使，“實為極偶然之事”，而且，“外夷之以華人充任貢使，除方便言語外，於彼邦，或於中國，皆鮮有作用”。而大陸學者是在20年後才開始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
在香港，饒宗頤的許多文章也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例如他的《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交通》(《“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4分，1974年)。
在特殊的國際環境下，在特殊的政治氛圍中，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依然繼續研究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問題。不斷出現的考古新發現，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1949年之前已經享譽學術界的一批學者，保證了這些研究得以在很高的學術水平上進行。盡管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並不是大陸學術界的主流，而且充滿了曲折，但並沒有完全中斷。在台灣及香港，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也不是最引人關注的領域，但成果卻很不少。所有這一切，為20世紀後期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