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古代中國學者未能深入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曆代王朝的對外政策。縱觀中國曆代王朝的海外政策，積極開放的很少，竭力壓製的為多。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為現代人所津津樂道，備受推崇，引以為豪。其實，正是那位組織下西洋活動的永樂皇帝，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這種釜底抽薪式的海禁措施，沉重打擊了中國的造船業和海外貿易。所以，有學者認為，鄭和實際上是明朝“厲行海禁和敵視海外移民”政策的“執行者”，這一政策的結果是“毀滅了中國走向海洋大國的機遇”。莊國土：《明朝前期的海外政策和中國背向海洋的原因——兼論鄭和下西洋對中國海洋發展的危害》，載楊允中主編：《鄭和與海上絲綢之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就鄭和本人而言，雖然他被現代中國人公認為古代最偉大的航海家，但是在《明史》中，鄭和是被歸在“宦官”傳中的，寥寥數語、錯誤甚多。他不僅沒有躋身於文武功臣之列，甚至排在“隱逸”、“方伎”、“外戚”和“列女”之後。二是古代中國的文化體製。古代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孔子等“聖賢”所寫的著作被尊為經典。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們還精心設計出了一套周密的考試與官員選拔製度，用科舉製度的魔棒驅使著社會精英們埋首苦讀，以成功地登上仕途，獲取高官厚祿。而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則是儒家經典。這樣，研讀儒家經典就成了唯一的“正途”，其他知識則被視為旁門左道。在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歐洲，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不僅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來支持發展海外貿易和海外探險，而且還建立航海學校，設立專門的機構來搜集與分析海外知識，組織專家繪製航海圖，鼓勵研究航海問題(例如經緯度的測定)。這些促進海外貿易和海外探險的政策措施，在古代中國是見不到的。在古代中國上層學者中，專題研究海外交往問題的很少，終生致力於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則更少。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實是，中國人是在100年前開始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而歐洲學者卻在500年前就已經注意到鄭和了。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人往往從經濟的角度把海上絲綢之路看成是一條貿易航路，而在古代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則被視為海外各國向中國進行朝貢的外交通道。由於特定的地理條件、豐富的文化積累、強大的政治優勢，古代中國一直是東亞的文明中心，而海外各國則被視為落後的蠻夷番邦。《清朝文獻通考》在介紹周邊各國時，從地理學的角度表達了這種觀念：“大地東西七萬二千裏，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言邊也。”元朝的張翥在為《島夷誌略》所寫的序中則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中國文明中心觀：“大抵一元之氣，充溢乎天地，其所能融結為人為物。惟中國文明，則得其正氣。環海於外，氣偏於物，而寒燠殊候，材質異賦，固其理也。”既然中國是世界的文明中心，那麼中國皇帝自然就成了天下共主了。明朝皇帝朱元璋就曾明言：“自古帝王臨禦天下，中國居以內製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這樣，外國與中國的關係，就是“稱臣納貢”的朝貢關係，連接中國與海外各國的海上航路，則成了海外各國前來向中國朝貢的“貢道”。明朝政府對各國來華的海上朝貢路線有明確的規定，例如日本“貢道由浙江寧波府”，暹羅“貢道由廣東”，呂宋“貢道由福建”，等等。梁廷枏在《粵道貢國說》的前言中說：“我朝威德覃敷，遠無弗屆。朝鮮一國率先效順，厥後琉球、越南、日本相繼叩關，鹹稱屬國，同奉正朔，久列藩封，方物貢期，胥歸定例。此外，則西海窮陬，從古未通之國，靡不向化輸誠，梯贐航琛，來庭恐後。入貢道路，例按海洋遠近，分隸沿邊各省，宗伯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