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清朝緊閉的大門，動搖了傳統的朝貢體係。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明確規定，自此之後，“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大清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複，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條約還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準大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這樣，中國由原先的閉關鎖國一下子變成了海禁廢弛，國門洞開。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英國人，不再被視作是虔誠的朝貢者，而是被看成是“貿易通商”者，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海上交通線也從蠻夷“貢道”轉變成了“通商”航路。
雖然今天的中國人都把1840-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看成是影響整個中國曆史進程、改變中國社會性質的劃時代事件，但在當時，清朝的統治者們並沒有認識到這場戰爭所蘊含的曆史意義。他們閉目塞聽，自欺欺人地把這場戰爭輕描淡寫地稱為“夷釁”，頑固地拒絕去認識世界、了解世界、學習世界。隻有林則徐(1785-1850年)、姚瑩(1785-1853年)、魏源(1794-1857年)、徐繼佘(1795-1873年)、梁廷枏(1796-1861年)、夏燮(1800-1875年)等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睜開了眼睛，懷著救亡圖強的強烈責任感，開始虛心而冷靜地觀察正在劇變的世界，其代表作有：
00（1）魏源的《海國圖誌》。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1840年7月6日，浙江定海被英軍占領。9月16日，英國陸軍上尉安突德(P.Anstruther)在舟山測繪地圖時被鄉民捕獲，送到寧波府。當時在寧波負責浙東防務的是欽差大臣伊利布。魏源“為友人邀至軍中，親詢夷俘安突德”，並結合其他材料，寫成《英吉利小記》。有人評價說，這本書“像是在中國封閉的門窗上第一次捅開一個小洞眼，透進一絲外部世界的光亮，使人們最初窺見了英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1841年春，道光皇帝將伊利布撤職查辦，任命裕謙為欽差大臣，到浙東指揮抗英。魏源加入到裕謙的幕府中，但數月後辭歸。同年夏天，被免職發配到新疆伊犁“贖罪”的抗英主將林則徐路過江蘇京口，與魏源“對榻傾談”，並囑咐魏源撰寫《海國圖誌》。於1842年編成，共50卷。1847年，擴充成60卷，1852年，增補為100卷。
（2）徐繼佘的《瀛寰誌略》。徐繼佘，字健南，號鬆龕，山西五台人。1826年考中進士，在陝西、福建等地做過官。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徐繼佘調任署理汀漳龍道，積極籌劃漳州、泉州一帶的海防。徐繼佘在鴉片戰爭中深得朝廷器重，不斷升遷，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是時正值中英《南京條約》簽訂，條約規定中國開放東南沿海五口通商，其中福建一省就獨占了神州和廈門兩口”，徐繼佘主持了緊張而複雜的對外通商事務，並因出色表現而升任為福建巡撫。1850年，一名英國傳教士及一名英籍醫生租住神州城內神光寺的兩間房屋，當地一些士紳要求立即把英國人驅逐出城。而徐繼佘則認為不宜操之過急，而是應當設法使英國人自覺自願地搬離，以避免激化矛盾。最終，徐繼佘被革職。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後，徐繼佘被重新起用，“受命管理京師同文館，成為近代中國新式教育的第一個大學校長，而且是第一所外語學院的校長”。徐繼佘的名作《瀛寰誌略》於1844年開始撰寫，初名《輿圖考略》，後經擴增，更名為《瀛寰考略》，最後定名為《瀛寰誌略》，共10卷，1848年刊刻。
（3）梁廷枏的《粵海關誌》、《海國四說》和《夷氛聞記》。梁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梁廷枏出生於名門望族，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是當時著名的收藏家、戲曲家、書畫鑒賞家、曆史學家。鴉片戰爭前，曾任廣州學海堂學長，廣州越華、粵秀書院院監等職。1836年，梁廷枏受兩廣總督之聘編成《廣東海防彙覽》。1839年，編成《粵海關誌》30卷，比較全麵地梳理了粵海關的發展演變過程，以及廣東與海外各國的通商曆史，被譽為是“我國第一部海關誌，……是一部海關專誌，同時也是一部海關通史”。鴉片戰爭期間，梁廷枏成了林則徐的幕僚，為抗擊英國侵略者積極獻計獻策，深得林則徐賞識。1846年，梁廷枏根據西方譯著以及中文資料，寫成了《海國四說》。主要記載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過程，同時簡要回顧了英國對華貿易的早期曆史。
（4）姚瑩的《康輶紀行》。姚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姚瑩自1808年考中進士後，曾遊幕廣東，後在福建、台灣、江蘇等地做官，對海外形勢比較了解。鴉片戰爭期間，姚瑩任台灣兵備道，領導台灣軍民在“抗英保台”中取得重大勝利。1841年9月和1842年3月，兩艘英國人的船隻在台灣沿海擱淺，船上的英國人成了俘虜。1842年6月，姚瑩與台灣鎮總兵達洪阿奉道光皇帝之命將其中的139人“就地正法”。在英國人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將姚瑩、達洪阿革職問罪。最後，姚瑩被降級派往四川。從1844年到1846年，姚瑩又被兩次被派往西藏。
（5）夏燮的《中西紀事》。夏燮，字謙甫，安徽當塗人。夏燮生長於一個學術之家，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長於史學，兼擅韻”，著述豐富。鴉片戰爭期間，他正擔任直隸臨城訓導，當時“惡聲方戢於村雞，訛言又傳於市虎。於是蒿目增傷，裂眥懷憤，爰蒐集輯邸抄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據者，錄而存之”，為撰寫一部關於鴉片戰爭的專史而積累資料。但迫於惡劣的政治環境，他一直將《中西紀事》書稿“藏之笥中”。此書比較係統地回顧了歐洲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過程，著重研究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鴉片戰爭前，雖然英國人在中國沿海已經活動了200多年，但中國人對於英國依然所知甚少，有許多認識是完全錯誤的。鴉片戰爭中，中國人對英國的無知暴露得徹底無遺。鴉片戰爭的戰火已經燃燒了近兩年之後，1842年5月道光皇帝還要求在浙江前線的揚威將軍奕經向英軍俘虜問明以下事實：英國女王“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大清帝國的堂堂皇帝對英國的認識尚且如此，他的臣民們則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