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孫子認為“知”的對象隻包括“己”和“彼”兩個方麵，看似有失片麵，因為戰爭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遠不止敵我雙方的情況。實際上，孫子的“知”所涵括的範疇極其廣泛，它包括了戰爭中能夠製勝的所有條件。孫子在《孫子·計篇》中說：“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由此可以看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體現了整部《孫子兵法》的思想精華，是對孫子軍事思想的精練概括。所以，對其不能作簡單的表麵理解，隻有深入透徹地對其進行哲學分析，才可使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而指導軍事實踐。
作為孫子的至理名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也體現了辯證法中事物是聯係的、發展的觀點。“知”是“全知”與“知全”的結合。“全知”就是指全程的“知”，即從戰爭準備起到戰爭結束止，都要去主動了解敵方的情況與己方的情況，是“知”的延續性，即在時間上的表現；“知全”就是不僅要知道敵方、己方，而且要知道與敵方、己方作戰有關的各個方麵，既包括自然的條件，也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社會的條件，是“知”的廣延性，即在空間上的表現。所以，我們必須明確一點：“知”不僅關係著認識的全部對象及其行動，同時也關係著主觀能動性的全麵發揮。
3知與不知，事關成敗
孫子認為，若想做到知彼知己，就要解決好如下三對矛盾關係：一是“知與不知”；二是“彼與己”；三是“殆與不殆”。
孫子講上述三對矛盾關係，充滿著哲理與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思想。這三對矛盾是從戰爭角度去考慮問題的，其中，“殆與不殆”是戰爭的追求，“彼與己”是分析殆與不殆的基礎，“知與不知”是獲取“殆與不殆”戰果的力量。
上述三對矛盾互相交織，其中，“知與不知”是三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知與不知”的“知”，這裏主要是指了解情況，獲取信息，掌握情報。
“知”字在《孫子兵法》中出現達70處之多。孫武全書講“知”，主要有三種用法：一作知識解；二作求知解；三作信息、情報解。這三種知是有聯係的，但主要作信息、情報解。
五代時，秦主苻堅以百萬之眾伐晉，有人向苻堅提供情報說：“彼有人焉，謝安、桓衝，不可輕之。”苻堅卻說：“吾以八州之眾，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苻堅自恃強大，狂妄無知，正確的情報得出錯誤結論，終至慘敗而歸。
苻堅僅以知己而作為決勝的法碼，導致一敗塗地，現代卻有人因為不了解對方而大上其當：
改革開放初，東三省數千農民因缺乏知識，競相購買什麼營養價值很高，飼養繁殖容易，賺錢快的所謂“法國蝸牛”、“非洲蝸牛”。誰知這些全是騙話。所謂“法國蝸牛”、“非洲蝸牛”，不過是我國廣東等地產的褐色瑪瑙螺而已。上當後，農民叫苦不迭，有的還負債累累。
可見，作為信息的“知”在經過智慧加工後方可相信，否則，可能招致禍患。
4由淺至深，真知為上
知彼知己，由不知到知，必須經過三個階段方可做到。首先是直覺的認知；其次是比較的認知；最後才是理性的認知。
所謂直覺的認知是事物外表之光經過大腦簡單地被反射出來的認知，它所得到的是初步的印象和經驗。這種認知隻要是認知者接觸到認識客體就會得到，它隻是整個認知階段的初始點。這種認識可能是表象的、浮淺的，甚至是錯誤的，但卻是不可少的，對深化認知有意義。當然，這種直觀的、表象的、感性的認知是不完全的，是沒有觸及事物內在本質的，亟須繼續深入認知，通過比較研究，最終達到理性的知。
所謂比較認知是指感性認知的深化。比較認知是認知者對被認知體經過反複直觀認知後經分析所得的。《孫子·計》講的“經五事”、“校七計”，這個“經”、“校”就有考察比較之意。比較的認知比直觀的認知更具有理性的認識價值。
無論是在軍事中還是在企業經營中，如果能夠善加運用比較的認知，那麼，取勝的可能性就會增大，比如，這個產品在市場上有銷路，這是直觀認知，是憑經驗給出的；而且這個產品較之某產品今後有更好的銷售勢頭，這是比較的認知。它是就該商品與某商品作空間比較、時間比較後所得出的認識，所以，其認識較為深化。顯然，比較的認知的價值較之低層認知、單純認知高多了。我們的企業千萬不要去做隻見樹木不見林，或將樹木當作林那樣的事。例如，看到一些商品熱銷，也不看市場是否飽和了，不看自己的生產條件，趨之若騖，盲目跟著跑，結果投產後銷不出去，遭受重大損失。
所謂理智的認知是指認知的深層結構，它是真知的體現。它從直觀認識發端，經過比較認知，升華到完整認知過程的高層階段。當然，從認識論講，這個認知並沒有最終終結，還有待隨著實踐的發展再認識，當然，作為“知”的認識過程，它已經是最後的階段了。同時，理性認知也是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因而它的認知價值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