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宜昌失守後，湖北的國民黨軍政機關紛紛遷至恩施。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到恩施後，銷毀進步書刊，解散抗日群眾團體，大造反共輿論，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追捕和迫害。何功偉帶領同誌到敵特勢力較弱的偏僻山鄉，或以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的身份，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揭露日寇、漢奸、頑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師的名義，在農村創辦夜校、識字班，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鬥爭。
國民黨反動派對恩施出現的革命活動十分氣惱，下令在鄂西地區大肆逮捕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由於何功偉在武漢工作時就已受到敵人的注意，現在處境十分險惡，上級黨決定將他調離。何功偉堅決要求留下來，組織同意了他的要求，並一再叮囑要他立即撤到鄉下龍鳳壩去。何功偉抓緊時間，一方麵組織那些已暴露身份的黨員轉移和疏散，一方麵教育那些留下來的黨員堅定立場，保持革命氣節。除了革命氣節教育提綱外，他用“豐烈”的筆名主編了《站在布爾什維克的戰線上》，還親自擬好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農民抗戰讀本》等等，並複寫謄印，秘密分發到各個委。他與同誌們談到如果萬一不幸被捕，應該采取什麼態度時說：“當敵人不了解你的真實情況時，不要承認自己的身份，以保護組織，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當敵人確已知道你的身份時，就應該公開鬥爭。”
三、譜寫壯麗之歌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皖南事變”，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峰。盤踞在鄂西的反動派更加囂張起來，進行了瘋狂的大搜查、大逮捕。因叛徒出賣，何功偉於1月20日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敵人知道了何功偉的身份，便挖空心思，軟硬兼施，妄圖迫使何功偉屈服，為他們提供重要的情報。
何功偉被捕的第二天，敵人就迫不及待地進行審訊。國民黨特務組織“高幹會”的少將參謀劉培初以及閻夏陽、朱若愚一齊出麵，妄圖一舉壓服這個鄂西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法庭上，劉培初首先說道：“黨國以民族大局為重，與共產黨精誠團結，一致抗戰，共黨卻目無黨國，抗上作亂，煽風點火，擾亂治安。何先生在此間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你知罪嗎？”何功偉聽到敵人對共產黨的誣蔑，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憤怒，大聲質問道：“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深入發動民眾，積極參加抗戰，到底何罪之有？”
接著何功偉上前一步，慷慨陳詞，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團結民隊眾舍生忘死英勇抗擊日寇的大量事實，痛斥敵人的論調，最後他義正辭嚴地說：“我黨我軍乃中華民族之精英，國家之希望！你們國民黨實施‘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把半壁江山拱手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又製造皖南事變，把新四軍扼殺在北上抗日的途中，你們是破壞抗日的罪魁禍首，有什麼資格侈談抗戰？”何功偉的話一針見血地刺中了敵人的要害，敵人惱羞成怒，閻夏陽大叫道：“此等死硬分子，不動刑如何肯服！”於是命令軍警用刑。特務劉培初急忙阻止，然後轉臉對何功偉說道：“何先生是個聰明人，請你好自為之。”何功偉對他的虛情假意報以冷笑。一場興師動眾的審訊草草收場。何勸偉被關入了方家壩管理所的單間牢房。
接下來的幾天裏，敵人對何功偉進行了多次審訊，何功偉始終對敵人予以義正詞嚴的斥責。這時，劉培初無奈地把審訊情況報告給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陳誠明白，何功偉是有影響的人物，是壓服不得的。於是，他變換手法，親自派遣國民黨“要員”進行誘降。
1941年2月，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苗培成、省民政廳長朱懷冰一起來到方家壩管理所，親自“拜訪”何功偉。一見麵，苗培成假作親熱地“誇讚”道：“久聞何先生大名，今日得見，果然氣度不凡。”何功偉平靜地答道：“苗大人過獎了。”苗培成忙說：“在下聽說何先生身陷囹圄，急忙往見陳司令長官，現請得恩準：隻要何先生交出共黨組織名單，省府委員、秘書、全省青年領袖等職任先生挑選。”何功偉聽後大笑說：“苗大人認錯人了吧？我何功偉豈是蠅營狗苟之徒？”
朱懷冰急忙插話道：“何先生隻是誤入歧途，但仍不失為黨國的棟梁之才。先生若能悔悟，可真是前途無量啊！”何功偉堅定地回答：“我沒有誤入歧途，我一點也不後悔我選擇的道路，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你們就死了心吧！我不會同你們這班禍國殃民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汙的!”苗培成、朱懷冰聽到這裏，無言以對，隻好告辭了。
誘降計劃破產了，陳誠仍不肯罷休，又令特務暗查何功偉的親友，得知何功偉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鹹寧縣的一名紳士，便立刻派人將何功偉的父親送至恩施，想用骨肉親情來軟化何功偉的革命意誌。並利用老人盼兒出獄的心理，對老人甜言蜜語，威逼利誘，說“隻要何功偉回心轉意，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馬上就可以出獄，如果何功偉願意，還可以出國留學。”
4月8日，一位老人走進了陰暗潮濕的牢房，何功偉抬頭一看，心中猛然一驚，這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親嗎？他猛地撲到老人的跟前，兩手拉著老人的袍角連連喊道：“您不該來！您不該來啊！”原來何功偉對父親要來恩施的消息早有所聞，他料知這是敵人勸降的詭計，連忙去信製止，沒想到父親還是來了。老人看到眼前衣衫破爛的兒子，彎下腰，捧著兒子的臉仔細端詳，隻見他的臉龐已變得消瘦、蒼白，麵容憔悴，失去了往日的光澤，頓時兩行熱淚忍不住奪眶而出，父子倆抱住痛哭了一場。
何功偉哭著跪下來，仰麵對父親說道：“兒子不孝，讓您老人家操心！”老人雙手扶起兒子，聲音顫抖地說：“你就答應他們吧……”何功偉望著父親，忍住悲傷堅定地說：“您老人家也是讀過聖賢書的人，懂得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理，兒子要為黨盡忠，忠孝不能兩全了……”老父親千裏探監是為了營救兒子，當麵沒有講通，於是暫住在恩施給兒子寫了一封信。何功偉見信回複道：“……今日跪接慈諭，訓誡諄諄，一字一淚，不忍卒讀。鳥能反哺，獺知報本，兒獨何心，能不斷腸？……而兒之所以始終背棄大人養育之恩，斷絕妻子之愛，每顧而不悔者，實不願背棄絕大多數人之永久利益以換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誰無妻兒？兒安忍出賣大眾，犧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愛？兒決心犧牲個人，以利社會國家，粉身碎骨，此誌不渝！”信中聲聲血淚，字字千鈞，顯示了一個普通人的難以割舍的親情和愛情，更顯示了一個共產黨人遠遠超出個人私情的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何功偉的父親在恩施住了40多天，往管理所跑了10次。最後一次探監時，老人和兒子一起睡在穀倉裏，徹夜長談。他不忍心與愛子永別，老淚縱橫地對功偉說：“這是最後一次求你了，隻要你肯點一下頭，就可以跟我回去！”說著老人竟跪在了兒子麵前。功偉心如刀絞一把扶起父親，抱住父親說：“您不要上他們的當！兒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頭可斷，頭不可點！兒的誌向已定，您就不要強求了。”老人見何功偉心意已決，隻得流著眼淚說：“孩子，你長大了，我不強求你，你安心做你的事吧，為父能帶你做點什麼嗎？”何功偉見父親諒解了自己，眼中流下了幸福的淚，他對父親說：“兒子有一事相求。”邊說邊從衣襟裏取出寫給妻子許雲和黨組織的幾封信，“請您老人家為兒子把這幾封信帶出去。”說罷，父子倆又都灑下熱淚。
絕誘降的何功偉早已報定了為信仰犧牲的決心。他在獄中依然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獄中，他經常引吭高歌，借以抒發自己的戰鬥激情。起初，特務們聽到歌聲，慌忙跑來製止，何功偉理直氣壯地說：“我有口就要說，就要唱；不讓唱歌，除非給我把嘴堵上。一個特務正要衝上來，看守長急忙小聲阻止道：“他是陳誠的要犯，還是少惹麻煩的好。”何功偉從此獲得了唱歌的自由，《囚徒歌》、《茫茫的西伯利亞》等歌曲，還有何功偉最喜愛唱的歌《延安頌》常從狹小的牢房中傳出來。何功偉在獄中還自己創作了《汨羅願》、《獄中歌聲》等一些歌詞，借以寄托革命戰士的情懷。
在敵人的監獄裏麵，何功偉每每以悲壯的歌聲打破死一般的寂靜，一曲曲的歌聲，載著對敵人的極度蔑視，對舊世界的徹底否定、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對新生活的熱烈向往，衝破敵人的牢籠，向著高遠的天空飄蕩，飄蕩。何功偉的歌聲，為難友們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使敵人感到恐懼不安。敵人見何功偉不僅沒有為他們的各種手段所屈服，反而通過不屈的歌聲，鼓動全獄囚犯起來反抗，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便決定對何功偉下毒手了。
1941年11月的一天，閻夏陽提審何功偉，他趾高氣揚地說：“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現在悔悟還不晚。”何功偉意識到將要發生的事情，他淡然一笑，隨後冷冷地說：“我該說的，早就說了，你們不要枉費心機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何功偉在寫給妻子許雲的遺書中說道：“在臨刑前，不能最後見你一麵，不能吻一吻我們的小寶寶了！……告訴我所有的朋友，加倍努力吧！把革命的紅旗舉得更高。好好教育我們的後代，繼續完成我的未竟事業！”
11月17日，何功偉含笑和難友告別，大步跨出了牢房，走向荒山“五道澗”的坡地。麵對劊子手的槍口，振臂呼喊：“共產黨萬歲！”……敵人的槍響了，年僅26歲的何功偉，倒在了血泊中。用他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共產主義的壯麗頌歌。
周恩來、董必武聞訊痛惜，在八路軍辦事處幹部會上宣讀何的遺書、遺詩。1942年6月，延安各界為之舉行隆重追悼大會，中共中央青委挽聯中稱他是“全體青年楷模”。
第二節 永不叛黨——楊匏安
去國六千裏，心隨雲水長。
逃生來絕域，問禁入危邦。
歸意能無動，公忠不可忘。
相思憑夢寄，月色滿桄榔。
——楊匏安《寄小梅》
楊匏安（1896～1931），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南屏鄉（今屬珠海）人。五四運動時期，華南地區馬克思主義最早的傳播者，中國共產黨早期傑出的革命家。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楊匏安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槍殺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內的荒地上，時年35歲。
一、樹立堅定的信仰
廣東香山，這是一個革命之地。
楊匏安的父親主要是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勉強度日。不幸的是，在楊匏安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僅剩母親一人支撐整個家。楊匏安的母親生於華僑富商官宦之家，讀過私塾，愛好詩詞文學，左右手都能寫出漂亮的書法。同時，她稟性剛強，不甘示弱，孤兒寡母生活雖然很艱難，但從不接受帶有侮辱的施舍。母親富有骨氣的性格對楊匏安有著很深的影響，她對楊匏安的教育和影響，為他後來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作用。
家庭的變故，生活的艱難，社會的貧富不均，漸漸使楊匏安感到世態炎涼，對當時的黑暗社會越發不滿。楊匏安是個聰明的孩子，從小就勤學好問，求知欲極強，他常聽母親講一些愛國誌士的故事，最崇拜文天祥、嶽飛等英雄人物，幼小心靈中不知不覺中已埋下了正義的種子。
中學畢業後，楊匏安回到家鄉恭都小學任教，誰知學校和政府一樣腐敗。校長私吞公款，楊匏安和其他教師就將其揭發了。沒想到，校長不但沒有受到相應的懲罰，反而勾結政府將楊匏安和另外一名教師以“圖謀不軌”的罪名關進了監獄。經曆了這一回冤獄，楊匏安對這個黑暗的社會越發的失望。什麼“公理”、“正義”根本不會在這世道下存在！那些軍閥官僚貪贓枉法、殘民以逞，那些假革命黨人出賣靈魂、蛻化變節，這些都讓楊匏安深惡痛絕。於是他下定決心，要除去人間腐惡之人，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在《廣州中華新報》兼職的楊匏安，突然從黑暗中看到了星星之火的希望。早在日本留學時期，他就已經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較深的了解。此時，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讓他對世界形勢有了新的看法。楊匏安通過《廣州中華新報》連續十幾天刊登《馬克思主義》一文。這在當時的華南地區，是最早係統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許多人都知道建黨的時候，有“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之說；但最早在中國係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時，卻有“南楊北李”（楊匏安、李大釗）之說。
楊匏安熱情地讚頌了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偉大貢獻，高度評價它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表達了自己對這個學說的無比敬仰。與此同時，楊匏安已從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二、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1921年，楊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廣州地區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之一。楊匏安入黨時，廣東思想界還很混亂，形形色色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阻礙著黨的思想建設。因此，黨的突出任務就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楊匏安帶著比以往更高的熱情，繼而開展一係列的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
第二年春，楊匏安積極參與和領導“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這是以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為基幹組織的。會議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及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楊匏安在廣東團的機關刊物《百年周刊》上發表《馬克思主義淺說》。這篇文章及時地幫助華南青年認識和掌握革命的指導思想。
1923年6月，國共兩黨決定開始合作。同年10月，黨決定派譚平山參加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譚平山、楊匏安兩人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意見。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下，國民黨的改組以廣州市黨部為試點。此後，楊匏安轉為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在特殊的崗位上繼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