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央政府處於弱勢。滿族隻有500萬人，皇族和親貴更少，他們已經腐化，精銳的新軍不在他們手中。與民國時期直接掌握著槍杆的軍閥比較，清政府更容易受到牽製。
第四，以各省谘議局和商會、教育會為中心的民間社會相當強大，他們的獨立性很強，幾次請開國會運動就是他們領導的。
政治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沒有各種力量牽製，靠統治者恩賜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來，當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後來軍閥統治時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體製過渡。
馬國川：一些學者正是據此提出了“告別革命”的觀點。
袁偉時：我不願使用“告別”或“擁抱”革命之類感情色彩很濃的字眼。曆史無法告別；我們的責任是竭力接近曆史真實，讓人們做出自己的判斷，從中吸取曆史智慧。
是誰摧毀了民初的憲政架構？
馬國川：無可否認，民國初年確實出現了新氣象，而且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這是比較符合現代國家要求的憲政架構。
袁偉時：問題是，這套憲政架構很快就被摧毀了。從國民黨到共產黨，都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是他摧毀了民國初年的憲政架構。事實上，這個結論是非常片麵的，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
首先，他是依法選出來的總統。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第一任大總統，都是依法選出來的。
其次，執政初期，他依法辦事和違法的記錄並存；如果反對黨依法監督，走上正軌的可能性沒有喪失。幾乎所有國家革命後的政權都經曆過這樣的階段。再次，他的作為是有思想和實踐經驗為基礎的。從戊戌變法以來，他就支持改革。而從實踐看，他是清末新政的支柱，他領導的直隸省也是新政成績最卓著的一個地區。他還在基層推進三權分立的地方自治。民國後他的施政也是得民心的。幾年內就把被革命打亂了的財政重建起來，實現了收支平衡。國民希望穩定，發展，他做到了。而以他為敵的國民黨的成員是些什麼人？主要是留學生，他們絕大部分都是沒有政治經驗的知識青年，有“階級鬥爭多疑症”，總認為隻有自己才可靠，其他人都是不可靠的。
馬國川：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傳染病。革命黨人往往認為隻有自己是最可靠的，不和自己站在一邊的都是革命的敵人。
袁偉時：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國民黨既沒有經濟力量，也沒有軍事實力來統一全國、成立中央政權。國內外和朝野各方把目光投向袁世凱。以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經驗及社會威望而言，袁世凱確實是當時的不二人選，是國內外公認穩定中國的希望。雙方談判議和，結果達成一個默契，隻要袁世凱讚成共和，就讓他當總統。
革命派主導的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一個決議，在袁世凱接收政權以前，南京第一任臨時大總統還要繼續履行責任。這就創造了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的荒唐現象，兩個總統同時存在一個多月。成立南京政府之初，學習美國的體製，實行的是總統製。1912年月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不到一個月，革命派主導的南京參議院就急急忙忙製定了《臨時約法》，將總統製改為責任內閣製，實際上就是要剝奪新任總統袁世凱的權力。
馬國川：袁世凱對於《臨時約法》的態度是什麼？
袁偉時：憲法的製定，應該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實行必要的妥協，才能順利實施。可是，從製定《臨時約法》開始，南京臨時參議院就沒有聽取和尊重袁世凱的意見。當選總統沒有機會參與憲法文件的製定，是世界曆史上罕見的荒唐！《臨時約法》沒有由當選總統袁世凱簽字，而由前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簽署。當時的電報已經是很發達了，《臨時約法》這樣重大的憲法文件，完全可以也應該通過電報發到北京讓袁世凱簽署，也沒有這樣做，荒唐嗎？在兩個總統並存的這一個多月裏，孫文匆匆忙忙簽署了包括《臨時約法》在內的四五十個文件。
馬國川：同盟會對於袁世凱抱有高度的懷疑，這似乎也無可厚非。因為畢竟不了解袁世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加強對他的權力限製也情有可原。
袁偉時：任何權力都應該受到限製，依法予以製約。可是，《臨時約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學日本尚未完成學業的年輕人，這些人對法理的了解都不是很深透，所以製定出來的文件漏洞百出。議會權力過度擴張，議會可以罷免總統、總理和各部的總長，總統卻沒有解散議會的權力。第一次國會選舉，國民黨控製國會，多數議員沒有國家管理經驗，黨爭意識太強，行政管理受到嚴重掣肘。行政對議會無力反製。後來國會還幹了包括賄選總統等不少壞事，被譏為“豬仔國會”、“萬年國會”。
國民黨武斷地認為，袁世凱那一批人對共和不是真心的，是假共和。他們想通過一紙空文就將權力奪回來，根本不可能啊。這說明了國民黨人的另外一個毛病“政治幼稚症”。“政治幼稚症”和“階級鬥爭多疑症”結合起來，就造成了總統與國會之間無窮的扯皮、對抗。
馬國川：當時的國民黨仍然心有不甘，認為我們打下的江山，憑什麼讓袁世凱坐享其成呢？
袁偉時：民主共和製度建立後，哪怕很不完善，國民黨也必須及早完成從革命組織向民主政黨轉變的曆史任務，摒棄暴力思維，學會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製度中尋求國家長治久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維本來就是落後的，現代國家應該拋棄這種前現代的思想。可惜國民黨仍然固守舊思想，除了在政治上對袁世凱進行掣肘之外，甚至一度想暗殺袁世凱！
1912年8月，孫中山和袁世凱在北京會談了13次，得出一個共同的綱領，核心是讓袁世凱當10年總統，孫中山則主動提出要去推動中國鐵路建設，發展實業。但是在達成這個共識的同時，宋教仁等人就有一個奪權計劃。奪權的手段各種各樣，其中一個手段是暗殺。現在有史料證明，孫中山是知道這個計劃的。雖然這個計劃沒有機會實施，但計劃是明確的。
馬國川：清末的同盟會本身就有暗殺傳統，汪精衛就是以暗殺暴得大名。
袁偉時：同盟會容不得別人，也容不得自己人。蔣介石就暗殺了陶成章。蔣介石在日記裏說，這是他得到孫中山信任的關鍵。
1913年，國會選舉結果出來了，宋教仁北上，在上海火車站被暗殺。現在的研究證明，不光是袁世凱的國務總理趙秉鈞有很大的嫌疑，有政治野心的國民黨人上海都督陳其美也是暗殺的指使者之一。兩股勢力都想通過上海流氓幫會頭目應夔丞除掉宋教仁。
馬國川：在宋教仁一案裏，袁世凱是無辜的嗎？
袁偉時：也很難講是不是無辜的，到現在為止，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是袁世凱指使的，但是國務總理趙秉鈞是逃不脫的。本來，這是一個刑事案件，凶手抓到了，趙秉鈞及其秘書的電報也公布在報紙上了。當時的司法係統是進步的，按照法律程序，是有可能將事件真相搞清楚的。
當時的形勢對國民黨非常有利，如果堅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凱極為被動，國民黨則於法有據且哀兵動人，勝算很大。可是，孫中山放棄法律上的博弈，堅持要武力解決問題。當時國民黨多數領袖反對這一孤注一擲的行動。但黨本身沒有民主化，多數人的意誌不被尊重；於是挑起了“二次革命”，從此天下大亂了。用梁漱溟的話說，開創了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的先例。政治家有掌權的欲望很正常，但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奪權，那就不對了。
馬國川：恐怕不能說這是國民黨人一方麵的結果，盡管袁世凱受到國民黨人的各種牽製，但是他畢竟是最有權的一個人，並不是任人擺布的傀儡啊。
袁偉時：準確地說，是袁世凱與國民黨聯手摧毀了民初的憲政架構。而且從長遠來看，1928年國民黨統一全國以前，這個憲政架構一直穩定不下來，更大的責任是國民黨，因為袁世凱在1916年就死了。
袁死後，北方政府有幾次機會可以實現和平統一，把中國推向穩定發展的道路，都被國民黨破壞了。其中就包括孫中山上了蘇俄的當，硬搞了一個黨國體製，流毒深遠。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汙穢的手段”
馬國川：清末的時候，袁世凱積極推行新政。辛亥以後，袁世凱一步步走向帝製，為什麼同一個人會有這麼大的反差？
袁偉時：任何掌握權力的人失去製衡，都會走向極端錯誤的道路。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複雜人物，他不是什麼道德高尚的人，而是官僚體製下的一個能臣，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他招攬和重用海歸派，廢除科舉、發展新式教育、改革行政體製、推行基層自治和三權分立、發展實業、修鐵路、練新軍，各方麵都有突出表現。假設在有效的製約下，他是有可能走向民主憲政道路的，有可能在建設民主體製上做出大貢獻。實際上，他當總統期間做了一些非常積極的事，如要求各省軍政分開，改變了辛亥革命後都督指揮一切的局麵。
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認社會是多元的，要承認各方利益，通過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徑，進行決策和達成必要的妥協。當時較大部分的社會精英大體都懂得這些知識，但這些現代文明的規則，沒有現實的效力。袁世凱對《臨時約法》以及後來製定的新憲法提出修改建議，這是他的權力。至於他要求總統掌握不應該有的權力，應該拒絕，但是對於合理的要求應該滿足。那樣的話，他有可能走向民主道路。結果沒有，他就越走越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