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西方發達國家主要依靠或扶持民間經濟自己走出困境，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政府出手，一旦情況轉好，政府馬上退出來。但是中國呢，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加強國有資本的控製。不要輕視這個差別。鴉片戰爭以來170年的中國曆史和全世界的經驗都證明，國有經濟絕大部分是搞不好的。從長遠看，民營經濟的效率比國有經濟要高得多，是稅收、就業（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主要依靠和最堅實的基礎。
馬國川：政府介入經濟的危害也很大。
袁偉時：政府介入太多，就會體現出權力和資本勾結，這是腐敗的重要根源。即使沒有貪汙腐敗，政府介入太多也會貽誤經濟發展的。為什麼日本會“失去十年”？就是因為通產省介入經濟決策太多了。在世界上來講，日本通產省的官僚已經是很精明的了，也不貪汙，但是很多決策錯誤，影響深遠。所謂的“中國模式”的特點，就是強調政府作用，強調政府介入經濟。任何國家的公民花錢養政府，都指望它管好家，為經濟發展營造最好的環境。不過，中國政府還沒有定型，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明顯滯後，這是國內外公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是去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反過來盲目歌頌所謂“中國模式”，這是很危險的。千萬不要忘記，市場才是資源配置的最好方式。
馬國川：毋庸諱言，“新左派”的影響越來越大，將來會出現什麼樣的一種局麵？
袁偉時：不清楚。但是現在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在慢慢覺醒，公民社會逐步成長。國家主義派隻是一個逆流，是跟社會的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在越來越覺醒的公民麵前，這一套恐怕無法得逞。不過，這是改革和反改革、現代和前現代博弈過程的組成部分，勝負未分，危機仍在，人們應該認真關注。
馬國川：但是現在一些“80後”對國家主義的東西還是很信服的。
袁偉時：所以今後的路是很困難的，還會有很多反複。一個願意改革的黨，偏偏有人跟它說，你現在搞得挺好，你已經成功了，世界都在向你學習了。臨深履薄，仍會失誤；迷糊自滿，失敗在前。當然，中斷改革很困難。社會矛盾那麼多，從執政黨本身的利益來講，也應該將改革往前推進，否則，穩定就會受到威脅。不采取現代社會的管理辦法是不行的，難道能夠回到前現代的管理方式？回到前現代去是不可能的。
馬國川：有既得利益羈絆，又有“新左派”不斷“吹風”，要改革也很難。
袁偉時：所以需要民間社會的成長，不斷地揭露、批評、監督，推動社會前進。公民社會的力量慢慢顯現出來了，這是決定性的力量。同時執政黨也慢慢學到了一些東西，不斷改進管理方式。影響中國前進的關鍵問題是教育官員。中國大約有1 000多萬官員，能不能將他們教育好，是決定中國未來會不會出現大危機的關鍵因素。
馬國川：比起現實利益來，教育恐怕還是顯得沒有力量。
袁偉時：教育不僅是上課，更重要的是現實的鞭笞。形勢比人強。現實會讓官員認識到，如果不改革，利益是保不住的，形勢迫使政府不能不接受現代社會的管理方法。比如各地的群體事件，隻能按照法治的方法處置，通過民主對話的方式解決。記得林肯講過一句話，讓每個人都說話，國家是最安全的。香港一年有5 000次左右遊行示威，社會不是很穩定嗎？好些官員通過很多實例開始懂得，不能隨便侵犯公民利益，更不能隨便動用暴力，要和公民平等對話，隨時接受公民和媒體的監督，通過民主程序決定問題。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方法。民主、法治就在這裏慢慢生長了。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教育官員，主要不是靠上課，要靠媒體和公民發言，批評、監督和揭露，用實際事例不斷地教育，很多官員會轉變觀念，從統治到服務轉變。民間和官員利益有矛盾的方麵，也有重合方麵。要讓多數的中國人理性化，不要情緒化，官員和民眾都要學會全麵分析問題。
20世紀的曆史證明，中國任何黨、任何人執政，都必須把整個社會穩定下來和保障私有財產。穩定下來以後，保障私有財產，發展市場經濟，逐步擴大自由，健全法製、民主、憲政，社會麵貌就會改變。光說經濟，袁世凱和抗日戰爭前的老蔣成績都不俗。老一代的廣東人懷念“陳濟棠時代”（1929～1931），山西人讚揚閻錫山，無非是他們帶來穩定和發展。中國社會是在不斷前進的，我對未來是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