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這其實是直接為專製辯護。“新左派”還有一個特點：人人想做“國師”，夢想一朝醒來成為“帝王師”。他們不是老老實實做學問，就是想為當局獻策，有很強烈的功利目的。有功利目的本來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作為知識分子，要有獨立人格。如果沒有獨立人格，就失去了知識分子的價值，淪為清客和策士了。
馬國川：據說，在國外“新左派”的聲音也很響亮。
袁偉時：是的，但是我們要明辨，國內的“新左派”和國際上的“新左派”不是一回事。國外的“新左派”監督政府，批判當局的不當之處，為民眾和弱勢群體爭取利益。國內的“新左派”不是這樣的，他們盲目為政府辯護。這就太離譜了，知識分子不能抹殺良知。
馬國川：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就是國學派也在興起。
袁偉時：現在出現一個勢頭，就是“新左派”和國學派結合起來。前麵談到，中國所謂的“新左派”實際上是國家主義派，以國家的名義來維護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維護前現代的東西。我們認為應該現代化的，他們反而認為不應該前進，應該保持現狀，甚至是恢複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錯誤做法。因為“國家主義”，“新左派”盲目地歌頌傳統文化，提倡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甚至主張在學術領域“反殖民”，鼓吹學術規範和基本概念都要另搞一套；這與國學派不謀而合。實際上，“中國本位文化”是國民黨中宣部提倡的。1935年國民黨中宣部在幕後操縱王新命等10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優秀的東西，關鍵是汲取什麼？現在“新左派”所提倡的“中國本位文化”的綱領是所謂“儒家社會主義”，這是很荒唐的。一個共和國不能以某一個民族的一部分傳統思想作為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
馬國川：知識界對於儒家思想在漢族裏的地位也有不同意見，漢族的傳統文化也是多種流派，並非一家獨尊。
袁偉時：對。繼承、傳承傳統文化，完全應該。但是，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是不是能夠以傳統文化為思想基礎？這是大問題。有一些人為執政黨找出路，提出要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很荒唐啊。他們提倡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具體繼承什麼東西呢？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三綱”，他們不敢講“三綱”，就講繼承傳統文化的親情。鄉親、親情隻適合於私人領域，在公共領域和製度層麵必須講法治、民主。否則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就會橫行無忌。傳統文化要繼承，沒問題，但是從整個社會來講，必須是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從個人來講，應該是現代公民，要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堅持公民的權利。這是現代公民安身立命的基礎。無論你的文化取向是什麼，離開這個基點就不是公民，而是臣民了。
馬國川：對，又回去了，還是臣民。看來，作為國家主義的“新左派”和國學派融合也是必然的。
袁偉時：確實如此。
盲目歌頌“中國模式”是很危險的
馬國川：對於各種思想爭論，您持什麼態度？
袁偉時：我想對思想爭論要有一個基本態度：一是支持言論自由，各說各話。二是努力尋求共同點。不要局限在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派別或其他派的分歧，而應該聚焦在支持不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支持不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要不要接受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的共同價值：市場經濟、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關係國家的盛衰，絕對不能含糊。這不是哪一派跟哪一派的問題。不要在概念上翻跟鬥，糾纏什麼東方、西方價值之分。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分民族和國別，人性是共同的。人人都渴望自由，要求平等，向往幸福。這就是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
馬國川：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新左派”好像越發找到了話語的支撐。尤其是金融危機更給他們提供了借口：你看美國被經濟危機搞得一塌糊塗，可是中國率先走出來了，這說明“中國模式”是成功的。
袁偉時：應該為中國的成就高興。與此同時，要冷靜地看到一些基本情況：
第一，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在中國發展的現階段，GDP年增長可以到10%或更高。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經過這樣的階段，沒有什麼神秘。但是發達國家一般隻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長，人家基數很大啊。中國將來也會走到這一步的。
第二，經濟結構不同。發達國家是以消費為主的社會。美國消費占GDP的比重70%左右，而中國隻占50%左右。中國率先走出危機依靠的是投資拉動。對一個現代化沒有完成的國家和一個發達國家來說，投資帶動作用的差別非常大。此外，中美兩國政府的收入雖然都是占GDP30%左右（中國是稅收20%加上收費10%），但美國政府的民生、福利支出遠遠高於中國。我們的社會福利製度剛剛起步，剛進幼兒園，民生欠債很多。他們的赤字大，中國政府顯得特別有錢並不值得誇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