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嘉賓：袁偉時
采訪時間：2009年12月4日夜
采訪地點：北京，懷柔區，北京市人民政府寬溝招待所
國內“新左派”與國際“新左派”不是一回事
馬國川：2009年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新左派”成為國內思想界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影響力似乎在變大。您怎麼評價這股思潮？
袁偉時：其實“新左派”不是近年才新興起來的，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了。“新左派”的思想主要是：
第一，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經濟、文化侵略”。它認為從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就被帝國主義殖民了，新文化運動就是西方的文化殖民，是文化侵略。冷靜地想一想，中國接受全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是太多了還是遠遠不夠？中國現在的問題在哪裏？所謂的文化被殖民了，而且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就被殖民了，實際上把中國全部現代學術文化的根基都抽空了。改革開放後宣揚反對“經濟侵略”，更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第二，“新左派”聲稱要繼承毛澤東的優秀思想。繼承什麼呢？他們說要繼承“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對官僚主義；大躍進中的“鞍鋼憲法”（所謂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技術人員、工人結合，改革規章製度）等等。以“反右”為先導的“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是“全麵專政”加暴民專製，人人膽戰心驚，能反對官僚主義、改進政府機關工作嗎？“大躍進”以“鞍鋼憲法”的名義，在工廠中“大搞群眾運動”，把工廠破壞得一塌糊塗。他們還嫌不夠啊！“新左派”還說，要繼承改革開放前30年的平等。改革開放前30年有什麼平等？農民跟城裏人平等嗎？有特權的官僚跟一般的老百姓平等嗎？平等不自由導致平等貧困值得歌頌嗎？都是典型的“屎裏覓道”！
第三，鼓吹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國家主義。不是真正推動國家民主、自由、富強，實現現代化，而是為一些本應該改革的東西辯護。典型的一個說法是，主張中國實行國家主席領導下的黨政軍一體化，說“中國的憲政體製的兩種最根本的特征是：代際政治和三位一體。這種憲政體製是由毛澤東奠基的，由鄧小平完善的”。既然“完善”了，天下太平，公認的政治體製改革滯後，就是無的放矢了。如此說來，保障公民權利、限製政府權力、分權製約等憲政基本原則全都成了洋鬼子的特洛伊木馬！
馬國川：我們發現，“新左派”常常打著為老百姓代言的旗號，因此“新左派”給人的印象似乎他們更關注社會公正、更關心弱勢利益。
袁偉時：其實，在中國首先提出公眾利益問題的是自由主義者。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秦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發表了關於“公正至上”的係列論文。那個時候“新左派”還不知道在哪裏。他們鼓吹“文革”有好東西，攻擊新文化運動、否定新文化運動。保障言論自由，實行法治、民主、憲政和社會公正，一直是包括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所有正直的知識分子堅持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老百姓的真正需要是什麼？真正需要通過發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來提高生活水平，保障自己的人權，普通公民應該有起碼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勞動保護，不能以血汗工廠和黑礦山來發展經濟。
馬國川：現在存在貧富分化的現象，有人便懷念計劃經濟，在這種現實條件下“新左派”以一個反思的姿態看待某些問題，提出反思全球化包括關於社會公正的觀念。我采訪過一位“新左派”代表人物，他說，西方民主有那麼多負麵，我們還要去學那些東西嗎，難道我們還要走他們走過的錯誤道路嗎？
袁偉時：社會裏麵有不同派別的觀點進行爭論，這是好事，應該充分保障多種流派的爭論自由，沒有一個人或者一個派別的觀點是百分之百正確的。這裏麵可以互相參照，互相爭論，取長補短，不斷地將問題弄清楚；健康的社會就應該這樣的。“新左派”他們照搬國外的“新左派”理論，但是國外有國外的環境和土壤，中國的當務之急還是社會全麵現代化，這點是不一樣的。質疑民主的價值是“新左派”的一個代表性觀點。民主不過是一個管理現代社會的方法，任何國家的民主都有一個發展、完善的過程。世界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製度，目前找不到比民主更好的製度。何況現代社會已經發展出一整套救濟民主缺陷的製度，例如，法治、司法獨立。同時，盡管民主也有缺點，也不能反過來證明暗地裏為專製辯護是對的。
馬國川：去年有一個人在《學習時報》上發文說，好民主才是好東西。他的邏輯是：民主有好壞之分，專製也有好壞之別，由此必然得出“好專製比壞民主還要好”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