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來，對知識經濟的研究不斷深化。９０年代初，在美國強勁的經濟增長背景下，由於有悖於傳統菲利浦斯曲線的“兩高一低”（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經濟現象，引起研究者對經濟發展是否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知識作為主導驅動要素變化是否將改變經濟規律的深入探究，再一次掀起了“知識經濟”研究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本章試圖對國內和國外知識經濟研究中關於知識經濟定義以及存在的重要爭議進行概述，對知識經濟本質研究做一個綜述。
（第一節）關於知識經濟的爭論
一、知識經濟的提出
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最初見諸正式出版物始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
１９８５年加拿大卡爾加裏大學成立了一個知識科學研究所（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ＫＳＩ），在成立該所的建議書中，明確提出了其背景就是知識經濟的到來。建議書在闡述知識科學研究所的使命時談到：“知識始終對我們的文明具有重要意義，但在過去５０年裏，其重要性達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即它將支配其他的社會經濟因素。”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７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項浙學、王光鑄、李寶泰的文章《論知識勞動的價值觀》，該文是我國最早的係統研究知識經濟的學術論文。文章對知識經濟下了明確定義，指出了知識經濟所具有的特征。並指出：“在未來的社會中，知識經濟將成為社會的主體。”它首次給出了“知識經濟”的定義：“所謂知識經濟，是指主要依靠知識去生產物質消耗很低而質量很高的產品，並依靠知識實現效率的管理。”
１９８７年５／６月號的美國《州政府雜誌》有一篇文章談到城市功能正麵臨著重新定位，那些進入知識經濟的城市將獲得優勢；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號美國《人員管理》雜誌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管理知識經濟”；１９８８年春季號的美國《經濟發展評論》
載文說道：“美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１９８９年２月，郭強和石倬英在《寧夏大學學報》上發表了《現代知識學探微》，提出“知識經濟”是“知識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認為知識活動包括生產、流通、分配以及使用知識等構成了知識經濟活動的主體，知識經濟是以知識武裝勞動者、以知識滲入生產過程、用知識勞動獲得高效管理和經濟增長的一種新型的比其他任何形式更為高級的經濟形式。同時指出：邁向知識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時代的選擇。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的美國《金融家》雜誌在“知識產權在貿易政策中起關鍵作用”一文中認為８０年代美國邁向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出版《權力的轉移》一書，該書不僅提出了“知識經濟”，還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５日，歐洲經濟委員會發表的《關於增長、競爭力和就業的白皮書：通向２１世紀的挑戰和道路》提出要建立一個健康的、開放的、更具競爭力、分散化的以及更具團結性的經濟來進入２１世紀。白皮書第二章“增長和提高競爭力的條件中”提出了四個目標，其中第二個目標為“開發與逐漸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有關的競爭優勢”。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９日，歐洲經濟委員會發表供成員內部傳閱的報告《歐洲通向信息社會之路：一個行動計劃》，在報告引言的第一段開宗明義：信息社會正在到來，一個“數字革命”激發了可與１９世紀工業革命及其相應的高經濟利益相媲美的結構變化。這一過程是無法停止的，直到最終實現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１９９４年，美國信息探索研究所在其出版的《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鑒》中，發表了以《知識經濟：２１世紀信息時代的本質》為總標題的係列文章，共有６篇論文。６篇論文從不同方麵考察和探討了“明日信息社會”的特征與本質。文章著重討論了信息和信息技術的經濟屬性，認為世界經濟已經變成信息密集型經濟。但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鑒》中，對知識作用的認識隻是對８０年代認識的總結，並且將知識的作用看作是低於信息的作用，認為在信息時代，信息的作用大於知識的作用。
１９９４年，Ｃ·溫斯洛和Ｗ·布拉馬共同出版了《未來工作：在知識經濟中把知識投入生產》一書。本書明確點明了“知識經濟”的概念，並對概念內涵和外延作了較完整的論述。作者認為，“管理智力”是獲取和利用高價值信息（ｈｉｇｈ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關鍵，闡述了知識經濟形態下企業在市場取勝的基本條件和要求，並提出了“知識工人”（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ｏｒｋｅｒｓ）的概念。
１９９６年，總部設在巴黎、以發達國家為主要成員國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ＯＥＣＤ）發布了一係列正式報告，在國際組織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識經濟”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這個新概念。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中，明確了知識經濟的內涵和外延、知識經濟的功能和特性。
１９９７年，澳大利亞出版了《澳大利亞與知識經濟——對科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評價》一書，介紹了澳大利亞知識經濟發展的狀況，指出澳大利亞在８０年代中後期的科技政策，促進了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改變了依靠初級產品和資源出口的經濟結構，提高了產品中的知識含量，增強了國家的綜合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