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先皇帝駕崩之夜，他的所作所為隻是出於家教，那麼此後，韓忠彥的所作所為，卻有更多的原因——對先父韓琦自覺不自覺的模仿，平叛後的讚譽與榮耀，受命為輔政大臣後的感激……
一夜之間，韓忠彥對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張，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對高太後說出“鶴頂紅”、“牽機藥”，韓忠彥就覺得自己瘋了。他甚至想找麵銅鏡來看看，看看鏡中之人，還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來高太後並沒有責怪自己。
所以，雖說天有不測風雲，但他終是覺得寫遺書很可笑。
但韓忠彥暗暗告誡自己，絕不可在任何場合再主動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當今日的事，完全沒有發生過。
7.
熙寧十八年，三月。
尚書左仆射府。
早春的陽光，透過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馬光的書閣內，書閣裏處處都透著幾個月來，從未有過的清新明亮。閣外，幾隻燕子互相追逐打鬧著，在翠綠的竹林間，高飛低掠。
這種春日的明媚，令司馬光忽然間詩興勃發。他快步走到書案前，提起筆來，想要寫一首詩記錄下心中的感觸，但他剛要落筆，卻又搖了搖頭，苦笑著歎了口氣，終究還是筆重又放了回去。
司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瑣的政務所糾纏，雖然一時詩興大發，但待到落筆，才知道自己一時間竟已寫不出好詩來。但他亦不想浪費這大好的光陰，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書架前，抽出日記，重又回到書案前坐了下來。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才是司馬光真正的理想。《資治通鑒》所記錄的曆史，隻到宋初開國。司馬光一直有個願意，希望在致仕之後，能夠寫一部宋朝的國史——這部國史的範圍，將不限於各朝實錄與國史館所修的國史，它的材料將更加豐富，立場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幾年來，司馬光一直在做兩件事，一是將他聽到的、看到的，他認為有史料價值的事情，如實的記錄下來，在每一條記錄下，他都明確的記錄下這是他在何時何地，自何人口裏聽到；另一件事便是寫日記，記下他為政十幾年間的點點滴滴。任何人看到這本日記，便可以對熙寧一朝的政治，有一個清晰的了解。這兩件事情，司馬光十幾年如一日的堅持著，從未有過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識到自己致仕以後，恐怕將不會再有精力去寫一部史書之後，司馬光也沒有停止下來。
他將這兩本筆記，珍之重收的收藏起來，即使是家裏的子侄，也從不許他們翻看，幾天前，他又在筆記的第一頁上，加上了遺言，禁止後代在三代之內公布這些筆記。
這即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禍端，亦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讓自己的記錄，更加公允。
司馬光將日記在書案上放好——他的日記已經累積了幾十卷，這是最新的一卷，是從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開始的。他將這一卷日記小心的翻開，翻到最後一頁，看了看時日，竟已經缺了六日沒有記錄了。
他決定趁著這難得的空閑，補上這幾日的日記來。
他一麵整理著思路，一麵翻到前幾頁的日記。
“……知開封府蔡京等上書，請以左右仆射兼門下長官，餘與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製，欲凡軍國事，兩府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京言不當。先是……”
他不覺又搖了搖頭，目光移到下麵一條。
“……以端明殿學士判河陽府曾孝寬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薦。以曾孝蘊為蜀幣局丞。孝蘊，曾宣靖公從子，太府寺少卿張商英薦。”
王安石很欣賞曾孝寬兄弟，現在看起來，石越對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馬光認為這正是石越為政的缺點之一，在選拔人材方麵，石越不太重視文章，司馬光也是讚同的，但過於重視吏材，而很少考慮德行，卻令司馬光無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廣，的確都頗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麵，卻並無令名。
司馬光快速的跳過這一條，目前來看，曾孝蘊處置事情還是極為得當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幣推行順利。
後麵幾條，都是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司馬光掃了一眼，便翻過這一頁。
但接下來幾條記錄，卻有些刺目。
“……太府寺詳定各路、府、州、軍、監、縣鹽債額……”
“……京師發行鹽債。知開封府蔡京麵奏言，開封府界，三日之內，發行鹽債六百七十萬八百貫，士民踴躍，請增京師鹽債額至八百萬貫，並請比京師例，增上縣鹽債額，免下縣鹽債，下縣士民欲購鹽債者，可令京近州縣購買。詔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縣鹽債額以聞。簾後並賜玉帶褒之。”
“……言者論知開封府蔡京發行鹽債，強行抑配，詔京分析（宋代官員受到指控後，朝廷要求其自我辯護，稱為“分析”。）。”
“……殿中侍禦史吳蘭等三人以誣蔡京，責授監某州場稅……”
“……天章閣待製韓周、文選司郎中範放……等十人，以論發行鹽債不聽，自請出外。詔可……”
這實是司馬光入仕以來，最苦澀的事情之一。
韓周、範放等人，許多都與他關係極好，不料因鹽債一事，竟然鬧得割席斷交。而在明麵上，司馬光卻還不得不堅定的站在石越一邊。發行鹽債一事，對當今朝廷的財政來說，實是至關重要，不容有失。有了這筆錢，連司馬光都覺得底氣要足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