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不向河北增兵，萬一出事，石越便要承擔政治後果；但如果真的增兵，宋朝卻要承擔經濟後果。契丹雖然聚兵，但若朝廷示以安靜，國內縱有擔心，卻還不至於恐慌，這方麵絕大部分百姓是會相信官府的。但是，若是宋廷也大舉出兵應對，那便是朝廷頒布一萬道安民告示，亦將無濟於事。
這是石越無法承擔的後果。
他隻能賭一把。一麵安撫韓維與密院，一麵寄望於範翔與章惇帶回來好消息。雖然石越相信，範翔與章惇帶去了足夠多的籌碼與讓步，但每天早上醒來，石越仍要暗暗祈禱河北、河東不要傳回來壞消息。
心裏麵掛著如許多的大事，在這個時候，石越亦的確想過將封建暫時拖一拖。這是千年大計，他心裏再熱衷，亦知不必急在幾個月內便要推行。這十來天裏，石越隻是冷眼旁觀著朝野對封建的爭論。
他並不在乎吳從龍的官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給事中的封駁，將吳從龍與封建，再次帶到旋渦的中心。然而這時候的石越，反倒象個局外人，隻是旁觀著這一切。
兩府受到的壓力不值一提。真正的壓力，都在高太後身上。石越並不是真正理解高太後為何對封建抱著極為遲疑的態度，他一直認為高太後不可能不明白封建的好處。但既然不明白高太後遲疑的原因，那他便更不著急。無論封建之議暫時被高太後壓下來也好，還是高太後受不了這壓力而被迫接受也好，石越都可以接受。
但此時蔡京的建議，卻又讓石越記起了自己的初衷。
“……縱使其他一切不提，便隻為了順利發行鹽債，相公亦當對封建之議善加利用。”
蔡京竭力遊說著石越。為政之道，有些人喜歡“安靜”；有些人則喜歡“生事”。蔡京便是後一種。在蔡京的心裏，機會便來源於“生事”。他早已經揣摩到石越與司馬光的心意——他甚至已經猜到，在封建之事，王、馬、石已經達成了共識。所以他才如此熱衷的介入此事，若能促成此事，既可以在司馬光與石越麵前得分，又可以贏得小皇帝身邊那群人的好感與信任……有這樣的好處，蔡京是絕不願意半途而廢的。何況，他如今已經將自己裝扮成“恢複封建之製”的倡議者之一，倘若此事便這麼被打壓下去，對他的仕途來說，亦是個不大不小的挫折。這也是蔡京絕對不能容許發生的。
蔡京知道石越心裏緊張著什麼事。
解決交鈔危機的辦法，除了廢除交鈔、或者另外發行新的紙幣外，較為積極的辦法，一個便是已經決定在益州路推行的蜀幣——這是將全國性的紙幣，轉變成地區性的紙幣。這個政策，本質上卻是舊黨的政策。另一個政策，即是石越提出來的，以發行鹽債的方式借款來抵禦交鈔危機。
大宋朝凡是有“善理財”之名的官員，都承認這兩個政策在紙麵上都是可行的。但相對來說，人人都知道舊黨的“蜀幣”政策風險更小——它較易成功，而即使失敗，波及的範圍亦有限。相反，石越的鹽債計劃雖然雄心勃勃，卻充滿未知。不僅在朝中將會麵臨強大的道德壓力，在實際操作中，亦很難知道究竟能否順利發行，在發行的過程，更難以知道會麵臨什麼樣的麻煩……
如果成功，那一切都好說。但萬一失敗，不僅將使大宋朝的貨幣與財政麵臨崩潰的境地，對石越的政治聲望亦將是沉重的打擊——尤其是若到時蜀幣政策顯得極為成功之時，兩相對比，失敗的一方，將更加刺目。
如今的朝廷中，以舊黨勢力最大，舊黨對石越的容忍與尊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石越擁有他們所不具備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朝中大臣自司馬光以下，或多或少都會迷信石越的能力。但如果石越這次失敗，他便會成為罪魁禍首，以往舊黨對石越的不滿，將很可能會一次爆發出來。到時候，能夠救石越的，便真的隻有契丹了——也許舊黨會幹脆將石越趕到河北或河東路去當率臣，以求物盡其用。
蔡京並不知道王安石會在杭州主持大局。但他卻知道石越將會很重視發行鹽債的計劃。
這正是蔡京可以利用的。
在發行鹽債之時，倘能鼓動起朝野對於封建之爭議，無論如何，都可以起到轉移視線的作用。相比起恢複西周封建之製這樣的千年難遇的大事，發行鹽債，賣幾個有名無實的爵位，又算得了什麼？雖然每次都遭到反對，可大宋朝又不是沒賣過官！
蔡京並不知道石越當初便有這個打算，但他知道石越肯定能明白其中的好處。
而對於蔡京來說，隻要關於恢複封建的事情還在爭吵，他便能找到機會。而且，爭吵有時候亦是有好處的，相同觀點的人，會因為有共同的對手而聚集在一起，在不知不覺間形成一種勢力。而爭吵亦是表明一種態度，可以令小皇帝和他身邊的人，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忠臣”……
白水潭辯論堂。
“……故劉秩《政典》雲：‘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師，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劉秩雖唐人，所言之事，實與今日無異！”
“……當日唐太宗嚐讀《周官》，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惜乎當時群臣，不能順英主之美意，使生民不能複見三代之治，百年而後，而有安史之亂，此豈非冥冥自有天意？今石相公作《三代之治》十五年後，而朝廷竟有大臣倡議封建——諸君、諸君！此豈非天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