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追求個人享樂並伴有反道德傾向的西方現代倫理
現代西方倫理思想趨向於擺脫社會和他人，否認客觀法則和道德法律，追求個人自由、享樂，同時也伴隨著悲觀、懷疑和反道德傾向。20世紀60年代以後，又出現了轉向規範倫理學和實用倫理學的傾向，強調價值和事實的聯係，試圖建立能夠指導人們生活的新道德觀和新倫理學。資本主義文明的軸心是財富、權力和享樂，西方倫理思想和社會道德的未來趨向，必將受到它的製約，並最終為資本主義製度的根本變革所決定。
（一）含有悲觀主義人生觀的現代非理性主義的人本主義倫理思想
叔本華一反傳統的以理性為基點的倫理觀，提出了與傳統倫理學相對抗的悲觀主義人生觀。他將意誌與意誌之表象雙重化，從而把現實的人與人的本質、人的現實活動與生命意誌本身割裂開來，分化成兩個對峙的層次：一方麵極端強調意誌本性的絕對自由；另一方麵又把人的現實行為變成了受支配的宿命論舉止，最終把人的行為解釋為完全訴諸神秘化的生命意誌的衝動。尼采是叔本華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揮者，他以個人生命意誌或力量為基礎、反對自古希臘蘇格拉底以來的理性主義倫理學傳統，把個人的生命意誌力量神秘化、絕對化，開創了現代非理性主義的人本主義倫理學先河。
我們重點談談叔本華的倫理思想。
叔本華認為人類行為的動機可以分成三種：希望自己快樂；希望他人痛苦；希望別人快樂。他將這三種動機分別概括為利己、惡毒、同情，其中利己和惡毒是非道德的推動力，隻有基於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為。
1.利己
叔本華認為很多表麵上的道德行為都是出於利己的目的而做出的，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原因是個人名譽和法律規範。出於個人名譽的道德行為其目的隱含著滿足自己的意欲，希望自己獲得他人的敬意從而產生心理上的滿足。而迫於法律規範的道德行為則是為了規避法律懲罰，免於自己受到損失而做出的。這些行為在叔本華看來是沒有真正道德意義的。出於這種目的的極端形式是：一切都是我的，別人什麼都沒有。基於這個原因的庸俗情況就是我們常看到的，那些為了生理需求上的諸如食欲、性欲以及舒適等等要求而發展出來的極端不道德行為。
2.惡毒
第二種非道德的動機是惡毒，它的目的是希望別人痛苦。叔本華認為惡毒是無處不在的，但一般它的程度都是輕微的，普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漠視和反感。人類用禮貌和聰明來掩飾這一動機，所以背後的惡意中傷和謠言誹謗便相當常見。惡毒的兩大根源是嫉妒和幸災樂禍，嫉妒是與生俱來無法擺脫的卑劣人性，因為嫉妒的東西本應是受到敬佩和感動的。而幸災樂禍可以說是惡毒的普遍現身，叔本華認為沒有比幸災樂禍在道德上更一無是處的了。出於惡毒的極端形式是：盡其所能地傷害別人，一切殘忍的行為都隻是將幸災樂禍付諸實施的行徑。
3.同情
叔本華認為真正的道德是非常稀有的，真正道德的人也是萬中無一。他說我們會對那些道德行為產生敬意正說明了那些道德行為與眾不同，是不可思議的。他引用盧梭的話說，人們不會對比自己幸福的人產生同感，而隻會對比我們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即我們的直接同感隻局限於對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安逸。因此，同情實質上是對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將他人與自己視為一體。從同情出發，直到高尚無私，慷慨大量，一切對於美德的讚美詞彙都出於此而沒有其他。叔本華將從同情出發的倫理學基本原則定為：不傷害別人，盡量幫助每一個人，其對應的兩大基本美德是公正和仁愛。公正表現了同情的否定性質，即不能忍受他人的痛苦，迫使自己至少不去傷害他人。而仁愛則表現為同情心的肯定作用，它比公正更高一個級別，即看見他人痛苦，就像自己受苦，從而使自己去幫助每一個人。叔本華認為這兩者都是極端罕見的，但又是確實存在的，即便再沒有道德的人也無法否認公正和仁愛這兩者。
由於一切行為的動機都出於利己、惡毒、同情這三者，所以一個人的道德程度就可以看成這三者在他的性格中的比例。同情在這三者中所占比例越大，則一個人的道德程度越高。叔本華認為這三者的比例在一個人的性格中無法改變，他的這個觀點的論證是從人類的普遍態度出發的。對於一個過去犯過錯的壞人，人們就對他永遠不抱有信任的態度；一個被認為是好人的人，無論做了什麼錯事總能受到人們信任；攻擊對方時，我們都攻擊他人的性格而不是事件本身，因為性格被認為是無法改變的東西，例如常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叔本華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先有本質，再有本質的發揮，所以一切行為都是出自我們個人的自由被他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叔本華認為對於道德基礎，也就是同情心的起源論證是最困難的問題。由於同情心的本質是對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認為人、我其實本無差異。在利己和痛苦主義者看來，他人和自我之間存在一種絕對的差別，這是他們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根本上的不同。所以道德的起源也就是看透他人和自我間的無差異性，這即是同情的基石，也是道德的基石。展開而去，就是認識到萬物間的無差異性，這裏叔本華對道德起源的論證存有一種神秘主義傾向（萬物一體）。
叔本華的形而上學構建於兩個基礎概念之上：一是表象和意誌雖然是同一的，並且共同構成世界，但意誌是決定性的，任何表象都隻是意誌的客體化；二是意誌永遠表現為某種無法滿足又無所不在的欲求。於是世界本質就是某種無法滿足的欲求，所以從邏輯上說，它永不可能被滿足。所以如果不能滿足的欲求是某種痛苦，那麼世界就無法擺脫其痛苦的本質。人們隻是永遠試圖使自己的欲求滿足，但這種滿足卻更加證明和顯現了意誌本身，這被叔本華認為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所以，他認為無論一個人是樂天派還是悲觀派，都不能擺脫根本上的痛苦，樂天派隻是對現實的躲避，是自我欺騙所造成的假象。所以對悲觀主義的懷疑者們隻能從叔本華的形而上學上進行爭論而不是爭論悲觀主義本身。叔本華的這種論調有時候使他被認為是虛無主義者，但事實上叔本華認為生命具有某種意義，雖然它是一種消極的意義。意誌本身雖然無法逃避，但意誌本身卻體現了某種意義。在《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第四部分中，叔本華提供了一種以禁欲主義的方式來找到希望的可能。他認為人隻有在擺脫一種強烈的欲望衝動的時候才能獲得其根本上的自由，隻有打破意誌對於行為本身的控製，才能獲得某種幸福的可能。但叔本華卻又強調這種禁欲主義的行為方式其本身就是一種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