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文化是由希臘人開創、羅馬人發揚光大而形成的一種文化傳統或文化體係。
首先，古典文化中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對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可以說，中世紀的市民民主和法律體係、近現代社會的民主和法律體係都是在它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下經過發展和演變而確立起來的。
其次，古希臘人在擺脫了神話思維方式之後，走上了理性思想發展的道路。在對宇宙、自然以及人類社會本身的無窮探究中，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初步建立了其科學體係。然後，通過古希臘科學家的努力，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建立起來。這種新的思維方式改變了人們看待問題的方法，並激發出了他們無窮的創造力，使他們在許多科學領域都有所發展，有所創建。在西方的古典時代，理性的思維方式已經成為了這一時代的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而近代西方的科學和理性精神就是以它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再次，古典文化中充滿著一種濃厚的人文主義精神。古典時代的人文主義體現在神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就是所謂的“神人同形同性論”。在古希臘人看來，神隻不過是人的最完美的體現而已，神與人一樣也具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樂，也具有諸如勇敢與懦弱、善良與殘忍、寬容與嫉妒等人所具有的品格。古希臘人這種宗教觀念意欲用神的形象體現人的智慧與美質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神也隻不過是人借以表現其理想的對象罷了。因此，古希臘宗教帶有一種人文主義的色彩。而古羅馬不僅接受了古希臘人的神，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它的這種宗教精神及其滲透其中的人文主義思想。西方古典時代的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可以說已經滲透到了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麵。
一、崇尚民主與法治的西方古代政治
古代希臘、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希臘民主政治與羅馬法製是古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精華，奠定了其後西方民主政治製度的堅實基礎，成為古典世界留給後人的一筆彌足珍貴的政治文化遺產。
（一）具有城邦文明個性的古希臘民主政治
在城邦的背景下，希臘人賦予“民主”概念最原始的內涵。公元前數百年間曾繁盛於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希臘城邦是十分獨特的國家形式。構成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最基本的一些要素，就是在城邦的搖籃中孕育形成的。
造成希臘城邦文明個性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有些深層的奧秘恐怕今天的研究水平還無力破解。它們包括城邦形成的地理環境、城邦文化發展的曆史機緣。
古代希臘是西方政治思想的發源地。希臘的政治思想家普遍認為，城邦的起源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城邦是一個有機共同體，個人是這個有機整體的組成部分，個人的價值依存於城邦，個人離開了城邦就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這種自然政治觀決定了城邦成員的整體主義意識。體現在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上，就是將國家視為第一位的，個人是第二位的，就是將個人視為國家的工具，而不是把國家看做個人的工具。
作為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典型，雅典民主政治進程異常複雜，經曆了多次改革。從其曆史發展過程看，梭倫和克利斯提尼統治時代是雅典奴隸製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初步發展時期。公元前6世紀時，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激化，工商業階層強大起來。工商業階層經濟地位顯赫但是沒有政治權力，於是他們要求推翻貴族統治，建立更為民主的製度。公元前594年代表工商業階層的梭倫改革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梭倫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按財產的多少劃分社會等級；設立公民大會；建立陪審法庭製度；承認財產的私有權等。按梭倫自己的說法，他像一個“仲裁者”，“手持大盾，掩護著鬥爭的雙方，力求使哪一方也不能不公正地取得優勢”。但是，他的這種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導致了兩方麵人的不滿。貴族恨他太激進，剝奪了他們太多的權利；平民埋怨他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在這種形勢下，梭倫借口到國外考察，自動引退，乘船出國遊曆去了。梭倫改革雖然沒有帶來真正的平等，但它打破了貴族壟斷特權的局麵，使非貴族出身的工商業奴隸主有參政議政的權利，進一步打擊了氏族製度的殘餘勢力，為奴隸主民主製奠定了基礎。公元前6世紀末，在梭倫改革的基礎上，克利斯提尼進行改革，用地域部落取代血緣部落，設立五百人會議，成立十將軍委員會，實行陶片放逐法等。克利斯提尼的改革消滅了氏族製度，大大削弱了氏族貴族勢力，確立起雅典奴隸製民主政治。
雅典的民主有極大的局限性。由於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製基礎上的，因此其實質仍是以雅典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於奴隸、非公民群眾實行專政的工具。由於雅典規定隻有公民才是城邦國家政治權利義務的主體，因此即使在雅典全盛時代，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0000人，僅占總人口的1/7左右，而大多數的奴隸不享有公民權，因而不能參與政治活動，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隸主自由公民的特權民主。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以雅典為代表的古代希臘民主製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作用。當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在雅典民主政治內容中，基本上都已經存在。如國家的一切權利屬於全體公民的理念，公民代表大會、陪審法庭等民主權力機構的設置，國家一切官職向各等級公民開放，國家官員由選舉產生，各級公職人員享有“工資和津貼”等等，為西方民主政治的產生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模式。而且它重視公民的個體自由和責任感，鑄就了希臘人渴求知識、樂於探究的民族性格，使古代希臘在眾多文化領域取得輝煌成就，產生了一大批文化巨匠；其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為後來歐美資產階級提供了思想基礎。
城邦伴隨了古代希臘文明的始終。古希臘人從進入文明時代起直到被異族所征服，都一直在城邦這種政治實體中展開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希臘民主製度像一盞明燈導引人類追尋自由解放的光明未來。但是，希臘民主是與希臘城邦製度的現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僅適用於小國寡民範圍的原始的直接的民主。這種民主隻對城邦公民開放，當城邦政治日益複雜化的時候，這種民主極有可能失去效力而淪為不分是非的暴民政治。而且這種建立在奴隸製基礎之上，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地位和利益的政治，使得能夠真正享受到民主的人成為少數。再加上城邦內部的混亂和城邦之間的戰爭，城邦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但是也應該看到，古希臘城邦製度對歐洲國家製度產生了重要影響，它直接啟發了封建民族國家與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體製建構。它的執政官、貴族會議與公民大會等形式，對以後的王權製度、君主立憲、議會製度等都有一定的影響。
（二）善於設計高超統治技術的古羅馬政治
羅馬國家地域廣大，種族眾多，社會關係複雜，其政治管理的複雜程度遠非任何一個希臘國家所能相比。羅馬人在這種特殊政治條件下，發展出了一整套精心設計的政治機器和高超的政治統治技術。他們既維護公民自由又實現政府高效率的成功實驗，在公民參政的權利與賢能者在指導國家活動中的特殊作用之間所達到的某種巧妙結合，在一個規模較大的國家裏實行共和製度的創舉，以官僚製度管理龐大國家的經驗；以一國多製、尊重地方自治與自由，容忍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多樣化等方式處理複雜的民族、地理、文化、宗教等因素之間關係的實踐等，都是希臘人所未曾經曆或沒有達到的。特別是它那堪稱古代世界最發達的法律，集中表現了羅馬人政治統治的天才，是他們對西方政治傳統最突出的貢獻。
羅馬法是古代羅馬奴隸製國家從形成到衰亡整個曆史時期法律製度的總稱。它經過長期演變，成為奴隸製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體係，對後世各時代法律有很大影響。公元前510年，羅馬進入共和國時期，並在公元前451—公元前450年製定了《十二表法》。該法典整理和發展了以往的羅馬習慣法，具有諸法合體的特征。公元529—534年，在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在位和去世後的6年時間裏，先後編出《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查士丁尼學說彙纂》《查士丁尼新律》四部法律彙編，中世紀時期合稱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充滿君主專製主義思想，但是它精確反映了古羅馬帝國的政治法律文化，完整係統地保留了羅馬法的精華，對於歐洲各國法律製度的形成和發展具有無與倫比的影響。恩格斯稱之為“第一個世界性法律”。
羅馬法中包含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契約自由、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的原則，使羅馬法成為“純粹私有製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活條件和衝突的十分經典的法律表現，以致一切後來的法律都不能對它做任何實質性的修改”。羅馬法中包含的符合商品經濟發展的法權關係，不僅服務於古羅馬社會，而且還直接或間接促進中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經濟的形成，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法律文化的角度看，羅馬法為中世紀後期民法法係和普通法法係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原則和科學概念，而且它的萬民法也成為近代國際法的最早淵源。
羅馬法使當今世界各個國家的法律都打上了它的印記。實際上，現代各國民法的基本製度和許多原理、原則都來源於羅馬法，沒有羅馬法，就沒有今天世界各國的民法。因此有的學者稱羅馬法是古代世界留下來的“活的法係”。德國近代曆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耶林曾說：羅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宗教隨著人們觀念的變化及科學的發展而淡漠，唯有法律對世界的征服是最持久的征服。
二、登上西方古代科技巔峰的古希臘科技
希臘人生活在巴爾幹半島，地理環境十分優越，較發達的航海業使他們便於與古巴比倫和古埃及進行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從中不斷吸收科學文化的重要成果。
（一）取得驕人成就、強調理性的數學
古希臘科學家對數學有著驚人的貢獻。公元前600—公元600年，數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理性科學在古希臘人手裏得以形成。古希臘的數學是在前後相繼的幾個學術中心地點發展起來的，在每個中心地點都有由一兩位著名學者領導下的學派開展數學研究活動。數學家歐幾裏得用公理化方法把古希臘前期所有學院派的數學研究成果總結整理為一個演繹體係，寫出了他的傳世名著《幾何原本》。《幾何原本》把古希臘數學推向理論最高峰，開創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數學理論首先達到體係化，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傑出的學者阿基米德在數學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從力學實驗出發，得出數學實驗。他曾有一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