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印度所謂的西方民主的表象，實際上不是學習了美式民主的私有製市場經濟的精髓，而是學習了歐洲基督教傳統社會主義的糟粕。後者與印度尼赫魯，和平地建立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理想，完全吻合。尼赫魯的政治路線，也與南美智利的阿連德別無二致，隻不過印度既沒有智利社會資本主義財富的積蓄，印度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也遠遠遜色於智利。印度既然沒有出現一個印度的皮諾特，阻止尼赫魯作阿連德式的愚蠢嚐試；那麼印度複雜出比智利社會主義實驗更為失敗的落後社會，也就毫無奇怪了。相對而言，執行斯大林路線的毛阿東中國，在軍事上顯然比印度東施效顰的“西式軍事”更為強有力；執行鄧阿平路線的中國，也將比社會主義的印度經濟更成功。
21世紀初的中國，表麵上是一個拒絕西方民主“普世”的前斯大林國家。但是這種拒絕，很大程度上隻是出於對政治穩定性延續的利益集團的下意識，和對前代中華帝國懷戀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懷舊。中國古老文化與印度和基督教一樣，對於“全民普選的，一人一票的，文官政府的，仁慈普濟，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念，完全沒有衝突。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麼分歧，無非是象基督教的宗教教派一樣，彼此指責對方是異端一樣，“你的不純，他的不正，俺是正宗”之類的分歧。但是他們之間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完全一致，而共同衝突於大憲章的私有製觀念。因此21世紀的中國，自然而然地美化印度、南美和北歐模式的烏托邦，掩飾它們的失敗，謳歌他們通往奴役之路的本意高尚，試圖憑借自已在美國秩序中賺取的美元外彙“再分配”，從而走上了前代尼赫魯印度的失敗道路，在凱恩斯主義土地財政中深化財政危機，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21世紀的中國向前代印度模式靠攏，21世紀的印度卻向前代中國的政策模式靠攏，中國和印度這兩國總是斷不了口水罵戰的龍與大象，的確是旗鼓相當的對手，天生一對的同性戀人。印度自獨立之初，就是一個頂著聯邦名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尼赫魯甘地王朝結束下，瓦傑帕伊到莫迪的政府，越來越明顯地轉向中國模式的政治軌道，也同樣收獲了凱恩斯主義和出口導向，帶來的GDP統計上數字增長；同樣形成了越來越頑固的公營利益階層和越來越龐大的各級政府財政赤字。當印度變成執行同樣模式的“金磚N國”之一時，這些在美國秩序下執行著同樣出口導向政策的後進國家，居然幻想結成一個與美國抗衡的“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是美國秩序是以美國的進口和優勢產業的轉讓為基礎，金磚N國之中，誰的產業領先得足以轉讓，誰來執行進口呢？因此金磚N國之間的關係，與中國和印度一樣，隻不過是執行同樣政策的“同性戀人”。
錯誤的經濟政策在強大的中央政治下得到貫徹，自然意味著慘烈的經濟災難。經濟災難導致生存資料的短缺，錯誤的公有製政治的低效，導致生存資料的短缺在部分人群中越顯惡化。即便僅僅是為了爭奪生存的機會，社會群體也會在經濟災難中被割裂。印度龐雜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分割，較之中國更容易地產生社群的割裂，不過也因此阻止了更強烈的中央集權，而避免了更悲劇性的大規模死亡。這是20世紀的尼赫魯印度，沒有出現毛式大饑荒的原因；在21世紀，似乎再次挽救了印度。但是印度國家麵臨著難以對付的分裂趨勢，印度不可避免地，隻能通過追求民族主義，強調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外來威脅”，尋求成為內部的彌合劑。憑這種“仇外的民族主義”維持的“國家統一”，結果改定是悲劇性地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