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２０世紀，印度自詡為“比中國更民主”而自豪。西方世界及民主理想主義者，熱衷於用印度的民主，去對比中國的專製；用甘地的非暴力，對比毛阿東中國的暴虐。若然印度真能超過中國，那也確實是多少證明了民主製度的優越性。但是偏偏地，盡管毛阿東治下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的確比尼赫魯的饑餓更丟臉。但是印度既在軍事上，明顯下風於毛阿東時期的中國軍，在經濟上也明顯遜色於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改革。至於印度後來的軍事，是不是多少挽回1962年的丟人表現，曆史沒有再給印度機會。中印兩國口水罵戰不少，但彼此軍隊再也沒有對仗過。總之，民主印度似乎是樣樣不如中國；既為中國憤青所自豪，也為印度政客所認同。自90年代開始的印度政府，實際上是步步向中國的方式靠攏，而中國也在事實上，認同印度在民主上的努力，試圖向印度政治靠攏。20世紀中印兩國之間，有趣的情形是，兩國一邊相互口水罵戰，一邊彼此複製，靠攏。
印度形式仿效西方的民主製度，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印度的社會製度的路線是資本主義。而事實上，聖雄甘地設想的印度，是一個閉關鎖國自然經濟的農業國家。甘地的理想不要說讓外國人覺得滑稽，連他創立的國大黨的同誌們也不能理解，結果是甘地為了堅持自已的理想，退出了自已創建的國大黨；甘地成為自已的女婿尼赫魯領導的國大黨的黨外異議人士。尼赫魯和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及國大黨的理想，也不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而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隻不過他們反對通過列寧和斯大林的武力手段實現其社會主義理想。當尼赫魯到美國訪問，以印度倒向蘇聯為威脅，要求美國支援印度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杜魯門非常迷惑地對身邊國務卿說：“我們一天到晚說要嚴防共產主義，這個尼赫魯，不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嗎？他們到底（想在印度）幹什麼？”
印度形式上仿效西方民主，也很容易讓東西方忽略，所謂西方民主隻是一個西方人出於文化認同而沒有覺察的，東方人出於自已文化認同，而刻意將其視為“西方不同路線”的，區別上非常懸殊的兩種製度。從社會層麵上說，政治形式上的“西方民主”是不重要的，它的更重要的政治基礎是私有製的市場經濟，是否得到了政治層的保障。因此，亞非拉後進國家仿效的“西方民主”都沒有結出積極的果實，如果不算是社會主義的苦果的話。因此，在“普選，文官，一人一票”等表麵上的西方民主，實際上掩蓋著兩種迥然不同的經濟製度。
一般被認為是西方民主的製度，至少有兩種彼此衝突的形式。一種是美國為代表的私有製市場經濟，它被一些學者認為是西方成功的根源，但也被基督教等學者認為是西方社會的萬惡之源；後者認為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才是西方成功的根本。後者的觀念中，潛伏著非常強烈的“歐洲中心論，白人至上論，種族優越論，基督教普世論”的文化歧視和優越感，但是它的口號偏偏是“自由，平等，博愛”。所以另一種就是以法國及其大革命為代表的，對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否定。到20世紀末期，依靠資源和人口稀少而成為模範的北歐模式國家，就是其中樣板；但是隨著這些國家，如同其前輩的南美國家一樣衰落後，人們才發現所謂北歐模式，隻是早就失敗的南美國家模式。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深化，自以為必定超越美國的歐洲人，才越來越悲觀發現，歐洲與美國之間，本來已經不小的差距，正在一點點地拉大，美國的綜合國力遠超過歐洲，而增長潛力也遠勝於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