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裏我們還可以就詩歌的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探討一下。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其實就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問題，這不僅在詩歌或者文學中獨有。我當然讚同你關於詩歌要有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的看法，但從你列出食指、北島、舒婷詩的角度來看，相信對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的理解，每一個人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我更傾向於從超功利性中看功利性，也就是說，我是把社會意義放到美學意義中去考察去衡量的，或者說把社會性放到曆史性之中去觀察，如艾略特的《荒原》原稿八百多行，後被龐德大段大段地刪成四百多行，盡管這樣也大可不必讀完它，因為它主旨不過就是“不生不死、即生即死、生不如死、死即是生”，如果不從美學意義去考察，還真很難理解它的社會意義。另一方麵也正如你所說，從美學意義上來看，食指、北島、舒婷的這幾首詩是有缺陷的，它們對社會有影響是因為它們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所帶來的，但正因為它們的時代性太強烈，從長遠來說，它們的社會意義的價值就不一定很高。從文學之外來看，春秋戰國法家思想無疑最具強烈的社會意義，它幫助秦統一了中國，但真正具有長遠社會意義的卻主要是儒家思想，甚至道家思想。而在文學藝術領域，許多大師並沒有被及時認可。卡夫卡是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不僅要拷問出“深藏在潔白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的大師，也是逐漸被人們所重視的。在我國，穆旦也是近年才被人們普遍認可。最近有文友對我說，相對於郭沫若、茅盾來說，他更喜歡沈從文，就是因為認為沈從文那裏具有更長遠的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人們對大師也常有不公的評價或誤讀。恩格斯就用創作方法作標準來肯定巴爾紮克，而否定了左拉。有人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找出了四百多處明顯的矛盾和破綻，但這些破綻很多卻是莎士比亞善於運用的“矛盾修飾法”。
我這裏所說的神性寫作實際上也包含了更長遠的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神性寫作不是表現手法，不是誰要用就能用得好的，它必須建立在一定的人生高度上，比如在現實中有人有錢不奢侈、有權不為私用，這就是一種尚未詩化的神性。這在直到現在的現實生活中的確是很難達到的，但作為一種精神追求卻是很可貴的，在藝術上用這樣的理想開拓內心，更是真正的藝術家可貴的追求，因為它的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是長遠的，它不是在強烈的情況下就能實現的，而更多地表現為潛移默化。神性寫作是去除物的庸俗性與人的本位性的一種詩化。這種詩化既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過程，必須有物性在，有人性在，也就是有自我在，然後才有去除，去除就是自我超越。神性寫作是一種方向性問題，海子詩有這種方向，但它已停留在不太高的水平上；劉以林詩能不能再高一點？這要看今後的文本，但相信他有這種追求，他的詩有一種自信，有一種思想闊大的傾向，這與現時代是相契合的，也是進行神性寫作的基礎。這也是中國文化給詩人提供了一種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從這一點來說中國詩人比西方詩人幸運。當然，我雖這麼看海子詩、劉以林詩，但不是說這就是漢語新詩的標準，應該說這隻是活的坐標。
我很感謝你的告誡，你說的很有道理。但我心裏很明白，這裏不僅涉及到認知、運用問題，更涉及到人生高度問題，而且這幾個方麵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既然寫了，就努力罷了。也算共勉吧！
暫談到這裏吧，還請多多批評。
順祝萬事如意！
梁生靈
2008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