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說的內在語言與外在語言，與人們把語言區分為大語言與話語是完全不同的。這裏的語言本體觀突出了語言與文化的轉換關係：語言走向存在的時候，它表現為文化；文化走向意識的時候，它表現為語言。文化是現實化的信息，語言是信息化的現實。這裏的現實與西方符號化中已經沒有了本質可言的現實是不同的；這裏的信息則表明了語言與現實的密切聯係，語言是一種動態的文化。因此，在語言的世界裏，不是符號化、代碼化，而是信息化，是雙向的流動。有人說現代漢語是一種歐化的語言，就書麵語言來說有這個特征，但現代漢語與西語的交流還必須通過翻譯，而這種翻譯就是同化的一部分。西語的詞彙（包括器物）、規範等等，對於漢語來說隻是一種文化信息，它必須同化為漢語文化信息才能成為漢語的外在語言（實際上這也是從個體到整體的過程），外在語言進入語言記憶，反作用於語言生成，語言生成係統就有可能在外在語言的影響下生成新的語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客觀規律的知識體係表述為“科學”，而不是Scince。
我很讚賞高玉先生關於現代漢語決定中國現代文學的論點。但他很多的論據似是而非令人難以信服，比如：他把語言劃分為可以截然分開的工具性與思想性兩個層麵，但不能說明這兩個層麵各自怎麼來的；他認為古代白話沒有思想性，但不能說明沒有思想性的白話是通過什麼進行交流的；他認為現代漢語雖是漢語方式，本質卻是西方的，但不能說明西語的本質為什麼能表現為西語方式和漢語方式兩種完全不同的現象；他認為中西思想的差異最根本的差異就是兩套語言係統中思想詞彙的差異，即思想術語、概念、範疇的根本不同，認為現代漢語因為有了科學、民主、人權、自由等根本的思想詞彙而形成與西語相同的思想體係，但不能說明這些詞彙怎麼樣產生，為什麼到現在我們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詞彙的理解仍然與西方有很大差距，甚至根本不同，也不能說明在現代漢語係統內，為什麼文革前後會產生兩種根本不同並起主導作用的思想詞彙，等等。這裏的原因我以為他在為論點找論據，而不是從大量的論據中得出論點。總之，他把語言的現象當做本質，把部分當做整體，甚至隨意地割斷它們之間的關係，因此，就得出古代漢語（他指的是文言）決定古代思想體係，古代白話沒有思想性等等這樣的結論。實際上漢語思維偏向決定著古代漢語，也決定著現代漢語，漢語思維偏向的發展決定著我國不同時代的思想詞彙。任何語言都有自己的思想體係，都能傳達一種獨特的思想，官方規範的語言是這樣，民間不規劃的語言也是這樣（實際上它也有某種程度的規範）。官方規範的語言是以民間不規範的語言為基礎的，離開這個基礎，它就成為空中樓閣，也毫無思想性可言，而且它往往落後於其他外在語言和內在語言，如現在規範的現代漢語中的文化詞彙就很難涵蓋保護野生動物這樣的內容。可以說，高玉先生的語言觀遠未到達語言本體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