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文學二十八個原理，我沒有印象。俄羅斯的文學理論我讀得不多，不過我以為不管有多少條原理，關鍵是站在怎樣的高度上，當然多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總是有益的。拉雜說了這麼多，還請多批評。
順祝一切大好！
梁生靈
2008年10月5日草
10月11日修改
魏先生：
你好！
來信收到。感謝你點評我的詩。
你說到的詩篇確是比較好的。不過說實在，我不認為長詩與短詩有高下之分，詩人可能有所善長，但寫好一首短詩決不比寫好一首長詩容易。一首詩的高度不在長短，也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甚至不在思想的深邃，而是在讀者內心的深度。我們與語言思維、與語言思維偏向、與詩法較勁，就是要解決從語言的總體把握到詩語言的具體實踐問題，就是要透視和順應內心的肌理，入得更深，因為這個深才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當然，現在能寫出長詩或讀得下長詩的人，都令我敬重，我也為不能讀詩或者不讀詩，甚至讀不下詩的人感到惋惜。我也沒有想到會這樣來談詩，盡管自己寫得不怎麼樣。其實，現在大家談詩很多都不是在同一認知的平台上，比如說寫什麼、怎麼寫，有人說這都不是問題，為什麼寫才是關鍵。但我細想一下，這為什麼寫不就是寫什麼題下的一個功利性問題嗎？就像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活命？有的人能回答，有的人需要回答，有的人沒必要回答，而我們往往被這種似是而非的問題所困擾，甚至用寫陰暗、苦難還是寫光明、幸福來判別詩歌的本質特性或真偽，來判定詩歌的高下。其實，寫什麼、為什麼寫是詩歌的寬度問題，具有時代性，但它不是詩歌之本，詩歌之本是怎麼寫、為什麼這麼寫，這是詩歌的長度問題，具有延續、發展的曆史性。我最不得要領的是現代漢語詩歌怎麼寫這個長度問題，讀越多寫越多越糊塗，因此，才有了語言本體的思考，才有了語言思維與語言思維偏向的思考，才有了漢語詩法與西語詩法的比較。可是，語言思維問題是人類的根本性問題，要講明白實在很難，但你不妨從自己的語言思維過程來體驗，你可以嚐試在沒有語言的情況下，用腦子思考，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用鼻子聞，用肌體感觸，這樣對語言可能會有更深的理解。
我之所以在漢語與西語之間做比較（間接的），一是它們都源遠流長；二是它們有明顯的感性與理性偏向，書麵語言有音、形、義，漢語偏於形義，西語偏於音義；三是西語近現代對漢語影響很大，各方麵的比較已為人所熟知。我相信西方能先進入現代，與西語思維偏向有直接關係，說西語思維的理性元素催生了中國的現代也不為過，當然，沒有西方中國照樣進入現代，隻是時間可能要往後挪一些了。你說非洲一些國家使用法語為什麼仍很落後？非洲很多國家物質貧乏、落後是現實，但未必精神也貧乏、落後。物質的貧乏落後跟自然條件惡劣是有一定關係的，這裏不需討論，我要說的是使用法語的非法語民族，他們的語言未必就是法語思維偏向。語言思維偏向是由內在語言中的語言生成係統決定的，語言生成係統存在於人的頭腦，它生成的語言會變成語言記憶，抽象思想轉變為具體思想，語言記憶可以向外表現為外在語言，這些外在語言中的具體思想是帶有抽象思想的理性元素和感性元素的，因此，它們不僅讓人明白這些外在語言的意義是什麼，還讓人受到思想上的影響，但它們不能決定語言思維偏向。如果是非法語民族，非洲有關國家使用的法語實際上是外在語言，它可以影響非法語民族的語言思維偏向，但不能起決定作用，這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一種語言思維偏向的形成是漫長的，而且應該是在不自覺之中形成，因此語言思維偏向根深蒂固，它有比較一貫的發展脈絡，不是後來誰一用誰就有效的妙方。法語思維偏向也是具有積極與消極兩重性的，使用法語的效果未必都是積極的。我國文革帶來的病狀，實際就是西語思維與漢語思維中消極因素極度放大的結果。此所謂成也西方敗也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