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的語言觀大多還停留在比較簡單化的認知上，甚至停留在形式與內容這樣的概念上。當語言觀還停留在這樣的位置上，就無所謂的內在語言與外在語言，對語言思維偏向也就不會有什麼敏感。高玉先生雖說要把文學上升到語言本體的高度，但他所要論證的現代漢語決定中國現代文學，實際上就是現代西語決定中國現代文學。因此，他的論說隻是建立在現代漢語所謂西質中體的基礎上，他的語言本體觀不是深入內在語言，而隻是在外在語言之上飄浮，如此所謂的現代漢語決定中國現代文學也隻能是一個偽命題。我們知道，西質中體主要對現代漢語的書麵語言而言，有西質不假，但現代漢語在組詞、句法等方麵仍然與西語有很大差別，完全西質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再說書麵語與口語有距離，是誰都難以否認的，那麼至少可以說口語與書麵語的運作有所不同，那麼這樣不同的運作又從哪兒來呢？我們古代有言可盡意與言不盡意之辯，那麼這個言與意又分別指的是什麼呢？當然，這是不容易說明的。但我們有比較明白的說法，比如漢文化的生活中，甲對乙說：大丙要？怎麼啦？（這裏可以換成方言或其他語言）你能說甲與乙此時明了的溝通，是必須通過規範的現代漢語來進行嗎？如果不是，那就可以證明規範的現代漢語並不能決定甲與乙此時的語言思維，而相反“大丙要？怎麼啦？”背後的這個語言思維卻可以決定規範的現代漢語：大丙要去哪兒？你們怎麼啦？顯然，這個語言思維可以運用規範的現代漢語（甚至不規範的現代漢語，或者其他的語言），而這個語言思維卻不是僅僅由規範的現代漢語來決定。這個語言思維是什麼呢？是內在語言，它可以決定在什麼情境之下運用與之相適應的外在語言。當然，外在語言可以反作用於內在語言，把外在語言新的語言思維元素滲透到內在語言之中，促進內在語言的發展。這就是內在語言與外在語言不可分割的發展關係。而內在語言決定著語言思維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