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還可以從海德格爾的“詩、思”和我國曆史上的“神思”等等，汲取藝術邏輯的營養。不過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古今漢語詩不僅有共同的語言學、超語言學基礎，同樣有邏輯語言哲學基礎。由上述還可以看出，漢語詩無論運用口語還是書麵語，都需要尋找最佳的概念用語深層結構的感性通道，而這一最佳的通道曆史或實踐都證明就是意象或意象組合。可以說自古至今漢語詩的意象化，是漢語思維偏向下漢語向文化具體轉化的必然結果。因此，漢語新詩要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加強意象創新，比如更多地重視抽象意象的營構。實踐逐步證明，抽象意象不僅能夠增強意象的時空感，同時也可以盡可能地消除意象語言的歧義，使超越自我的情感體驗有更清晰的指向，這樣的詩才有可能到達深入淺出的佳境。
漢語詩兩大精髓是意象化與音樂性，這從“神韻”兩字中就可以體會到。意象化有共同的語言學、超語言學、邏輯語言哲學基礎，音樂性的資源更是儲藏在豐富的漢語自身，漢語新詩完全可以傳承古典詩歌傳統，讓傳統在漢語新詩嶄新的形式裏發揚光大。記得去年的青歌賽上，原生態土苗組合高音的展示，令專家們不得不產生了這樣的質疑：難道唯有西洋唱法才是高音發音的科學方法嗎？我們的民族唱法教學是否可以從本民族原生態唱法中找到自己的另一條路子？這個質疑在我聽來更像是對漢語新詩的質疑。的確，漢語新詩要站成世界的高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繼承與創新，因此，既要吸收異質又不能丟掉自我，既要有非凡的智慧，還要有更多“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作一句空”的人共同努力。我相信這樣的努力不會白費。
已醜年一葉知秋時節於武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