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我們的詩人在對詩語言進行思考時，在這方麵還是有一些片麵性。倡導詩語言純淨也好，提倡詩語言口語化也好，反對語言功能化、追尋本原意義也好，都或多或少地否定形容詞性語言，而能比較係統地論述此類語言觀念的，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維特根斯坦這一路語言觀的影響。不是說這些思考和所受影響沒有積極意義，而是想說應該少一些片麵性。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從邏輯哲學到語言哲學，從單一性的命題語言到多樣性的日常語言，從邏輯回到語言的用法本身，其實質仍是一種基於形式邏輯的語法哲學，因此，本來已深入語言思維的“P說P”停留在了邏輯形式上，他自以為他的詩意性的哲學離詩並沒有海德格爾那麼近。其實，語言有詞性分工，但絕無詞性真假好壞，語言表現得怎樣，關鍵在表達而不在詞性本身。詩語言是一種情感語言，帶有感性元素；詩語言又是一種意象語言，詩的謂詞領域中形容詞性語言是從詞性來界定的，但這個謂詞領域可以呈現出名詞性的意象語言。如果說形容詞性語言的濫用在哲學上產生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在詩上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曾有人鼓吹過漢語新詩的第二次語言解放，但鼓吹者要解放的不過是外在語言。白話詩取代文言詩是一種外在語言的解放，因為文言此時已無法同化有外來新思想內質的外在語言，內在語言不斷生成的新質也難以再由文言來表達，文言成為了整個社會發展的障礙，漢語新詩的第一次語言解放就理所當然的了。而現今現代漢語的外在語言還沒有這樣的大弊，如果說漢語新詩有必要進行第二次語言解放的話，那麼要解放的應該是內在語言，也就是把目前盲從西方理性的藝術邏輯思維，轉回到中華民族特有的感性的藝術邏輯思維上來，用更感性的元素激活詩語言，這才是漢語新詩語言再解放的正確方向。
那麼，漢語新詩的語言應該是怎樣呢？有沒有規律可循，有沒有邏輯可講？含蓄、通俗、陌生化……實際上多是從效果來講，這真不好說是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新自由體”詩觀認為，漢語新詩的語言應該去掉口語隨意的部分和煉掉書麵白話文白的部分。這說法似乎讓人有點暈，但的確是一語中的，與古典詩歌去掉口語隨意的部分和煉掉文言文“文”的部分是相通的。從口語來看，去掉了隨意的部分還剩下什麼呢？日常生活中常有這樣一種情景，非常了解或者相互熟悉的兩個人或幾個人湊在一起交談閑聊，對很有趣味的話題往往不是長篇大論，而是一個詞半句話就能讓聽者心領神會，也可以說不完全表述卻能相互理解，實在富有詩意。詩人與讀者就是應該建立起這樣的一種關係，可實際上這種可能性很小，許多詩人與讀者之間隻是在文字上進行交流，相互間有時甚至很陌生，用口語的一個詞半句話自然難以溝通。而日常生活中的這種交流建立在相互熟悉的基礎上，加上有現場的對話、神態及使用常用的口語，自然容易領會，如果把話說滿了，意味反而顯得淡了。詩人要通過這種不完全表述的口語達到與讀者交流，當然不能照搬日常生活中的那種表達，最佳的方法就是通過人所共通的感性通道，用簡潔的口語把具有形態、色彩、氣味等等感性的藝術形象展現出來，也就是說用簡單的口語營構出新穎入心的意象。再從書麵語來看，白是什麼？大致有這麼幾個層麵：一是散文的白，裝模作樣的分行，但一覽無餘且缺乏散文的餘韻，還不如不會寫的信有味；二是表層結構的白，基本上停留在習慣用語、規範用語及語詞基本義素的表意上，沒有個性體味；三是語法上的白，雖然是事理表述的概念用語，但語法完全停留在準確性上，語句通順卻沒有深層結構，缺少精神境界。這幾個層麵可以從不是詩的“詩”或乏味的詩上解剖下來，雖不是一個平麵，但具體分析會發現詩語言的位置、表現、意味，甚至音樂性總是給人有一種缺位感。
解決這個白的問題，當然少不了要運用多樣的表現手法，最重要的是看這些表現手法的目標要弄出怎樣的表現載體，這涉及到了語法邏輯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西詩有著不同的偏向。語法邏輯有形式邏輯與藝術邏輯之分，形式邏輯就是語句命題基本上等於後設命題，也就是能指基本上等於所指；藝術邏輯則是語句命題與後設命題不一致。而詩的“不一致”，關鍵是從可說的內到不可說的外，再怎樣回到可說的內。早期的西語詩不怎麼重視藝術邏輯，它工於敘事，熱衷於戲劇化和符合生活邏輯的情節，創造了詩的輝煌；現代西語詩相對較為重視藝術邏輯，但又無法擺脫基於形式邏輯的精密語法，因此，無論是意象詩、象征詩，還是其他各種思潮的詩，都沒有解決好語句命題與後設命題的邏輯連接，以致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詩家也讀得支支吾吾，有的幹脆說現代詩必然是難懂的。很荒唐！當然，西語詩的發展是由擺動發展的西語思維偏向所決定的。漢語詩的主流一直遵循著藝術邏輯發展，意象語言很好地解決了語句命題與後設命題的邏輯連接。鄭敏先生認為中國詩最擅長的、最為獨特的還是它的境界，也就是“意境”。這可以說是白話詩之後詩觀混亂中的一種比較正確的認識。當然，漢語詩人能夠寫好意象詩，客觀上應歸功於漢語思維偏向。漢語思維偏向讓我們看到了藝術邏輯中還有理性邏輯與感性邏輯之別。“風搖動草”、“雪染白麥田”是理性邏輯，也可說是有語法；“草搖動風”、“雪染綠麥田”是感性邏輯，也可稱為高於語法，是有限語言無限運用的辯證法。前者後者都可以入詩，但後者離詩的核更近。“遠道而來的勝利女神舉著無聲的花環/東方的祥雲之上騰龍口吐無形的丹心”，如果不能感性地把握西語文字和漢語文字不同的特征，就很難理解“無聲的花環”、“無形的丹心”這樣的意象。但就是感性邏輯仍然需要理性的控製。有一首詩寫南方的蚊子都去觀看北京奧運會了，而且對外國的蚊子說北京歡迎您。這已毫無邏輯可講了，完全喪失了理性。山東一位作協副主席寫了一首震災詩，雖然用意是頌揚黨和國家的功德，頌揚全國人民傾全力抗震救災的精神，並從亡者的角度抒發一種對生者撫慰的情感，這還是有一定的藝術邏輯的，但它缺少了時間上的理性，生者還沒有從災難的陰影裏走出來，難以從藝術上來鑒賞。不過當人們用澄明的詩心讀它，也許感受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