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後需要這樣的質疑。
她打心眼裏認為司馬光會做事，能做事。
她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也就是說做陳州這個地方的行政首長。
當然知陳州不是目的，而是過程。高太後需要司馬光總理全國事務。不久，她又下詔授予司馬光門下侍郎職務，也就是副宰相。
司馬光當然也懂套路，知道自己不能急急忙忙地去做那個副宰相。他上疏辭謝，說自己“齡發愈衰，精力愈耗”，也就是說年齡大了，不堪重任，請求隻管好陳州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當然高太後也懂套路，明白司馬光還是有一顆拳拳報國之心。她再三再四懇請之後，司馬光終於進京，開始了他的撥亂反正之舉。
司馬光進京之後，政局有了異動。
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被招回朝中重新任職。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被貶地方。現在他們不約而同地回京，背後的推手都是司馬光一人。
司馬光不僅將這些得力幹將重納麾下，還延請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重回朝中任要職。目的隻有一個，撥亂反正，廢除新法，恢複舊法。
當然司馬光不認為自己這是黨爭，他是真心為國家好，為江山社稷好。
他是寫過《資治通鑒》的人，有大格局，更明白曆史上興衰治亂之道。
王安石太能折騰了。但胡亂折騰真的好嗎？
司馬光對王安石新法的評價是三句話：
一、“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這就把王安石新法和宋神宗的責任做了切割。即便撥亂反正，錯不在先帝宋神宗，而在王安石一人。司馬光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他虔誠地相信，先帝的心是好的，目的也是純正的，隻是王安石這個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
二、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
三、新法“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
司馬光如此這般地評價，其實是全盤否定新法。為了真正避免誤傷先帝，達到穩定國體、穩定人心的目的，司馬光將他的撥亂反正工作和高太後的權威捆綁在一起，稱此舉是“以母改子”。在“以母改子”的旗號下，《保甲法》被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也被廢除了。新法大部被廢，舊法要轟轟烈烈地恢複。當然這其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像司馬光從組織程序上對王安石變法中的人事問題進行質疑一樣，他現在也鼓勵官員要理直氣壯地恢複舊法。
一些官員在觀望，另一些官員春江水暖鴨先知，搶先一步開始行動。知開封府蔡京就依照司馬光的限令，在5天之內全部恢複了《差役法》。司馬光由是召開了大會，狠狠地表揚了蔡京的大局意識和前瞻意識——很多官員終於恍然大悟，改革年代過去了，現在是誰改革誰死，誰保守誰生。要說保守，誰不會啊。一時間，政局重回熙寧以前的時代。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想回到舊時代的。章惇就對司馬光恢複《差役法》的主張老大不滿意。特別是當章惇看到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在保守年代幾乎“非理耗散殆盡”時，他發話了。他說：“現在天下政事，比熙寧元年以前，變更數也數不過來，事既與相不同，怎麼可以全部檢用熙寧元年現行條貫……差役一事……今天隻限五天，諸縣何由擎化利害，不知如此變更草率，反而更加為害。”
章惇同司馬光爭論，同高太後爭論，爭論的結果是被貶出朝廷，任汝州知州。
1086年（元祐元年）十一月，章惇請求罷職，提舉洞霄宮，仍不斷受到舊黨攻擊。元祐更化時期，章惇還被貶到嶺南，遠離了權力中心。保守派之得勢，由此可見一斑。
章惇的命運如此，其他王安石年代的變法派官員，也好不到哪裏去。蔡確因為寫《車蓋亭詩》，涉嫌對司馬光路線冷嘲熱諷，結果貶死於新州。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幹將呂惠卿被貶到外地，心態一直惶恐不安，在謫籍連口冷水也不敢喝，生怕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了把柄，置他於死地。所謂風聲鶴唳，那叫一個人人自危。
當然，司馬光自己還是胸懷坦蕩的。因為他是對事不對人，出發點是為國家好。對於黨爭，他還真是不屑。即便被他人或後人誤認為自己是在搞黨爭，司馬光也認了。